工作與享樂

那些對生活進行細致入微的規劃，把工作與閒暇時間界分明確的人、那些能夠按照計劃表，一絲不苟地完成任務的人、那些被旁人視為名副其實的精英和「成功人士」的人——實在讓我既羨慕又十分反感。

這一類成功人士，也即那些在自身內部建立起清晰的獎懲機制和完善的行為規則的理性 agent，在現實中其實並不多見，但他們藉以建立獎懲機制的行動邏輯卻是普遍的，也早已成為各類成功學著作中的老生常談。這套學說的核心自然是投入與回報成正比的斷言，它在兩個本身並無必然聯繫的要素之間建立起因果，便疏通了整個「奮鬥-報償」的邏輯鏈，使得系統有序的工作投入成為可能。宏觀上說，每個「努力拼搏」的人心中總有某種對美好未來的展望，這種展望可能是模糊不清的，但其必將到來的確定性預言不容置疑——這構成了「努力必有回報」的現代神話。而在微觀過程中，人們習慣於採取分解目標的手段，把大型任務分成多個子任務，並在每個子任務完成後獎勵相應的享樂；換句話說，即是設置微型的獎懲循環來激勵行動——享樂提供了工作的動力，而工作補償了享樂的罪疚感。人們常說的勞逸結合，無非就是這種有意識的循環控制過程。一個無限的大圓和一個有限的小圓，現代控制（社會的與自我的）的基本圖示就此展露無遺。

之所以說這種行為邏輯是普遍的，是因為它已經或多或少地滲透到我們每個人的思維深處，不論是否能夠付諸實踐，我們在遇到這樣的人或這樣的做法時，都會下意識地認為這是正確的和值得讚賞的。有些人為激勵自己的行動可能會給出過高的自我報償，用中學老師的話說，他們是在做「只感動自己的努力」——然而在本質上，這種滑稽的無效措施與那些建立合理反饋機制的行動者遵循的乃是同一種邏輯。像這樣精確的定量和計算，以簿記方式管理生活中的付出與報償（收支），如今已成為精英和高效的代名詞。假若某人把這種慣性帶到日常生活中，我們或許會說她/他缺乏人情味，但若只是在學習和工作中貫徹其方法，我們可就不得不稱其為好學生或是模範職員。在此做擔保的是這套學說的第二個命題：工作的歸工作，生活的歸生活——工作時應極度嚴謹，享樂時應極度凌亂，如此方不愧為現代人的瀟灑姿態。「職業生涯」與「生活」涇渭分明，如同大腦分隔術早已落成，而後者必須包括一些合理允許限度內的低級趣味，諸如打遊戲、刷視頻或是評論鄰里短長，乃至向別人炫耀自己的成績卓然（這一點在我看來極為惡俗）——如果在日常生活方面抱有的趣味也都過於嚴肅，那就反倒格格不入。對這種頑固分子，中產道德觀勸誡道：「你應該享受生活！」

對標準的成功人士來說，整條邏輯鏈就建立在這樣兩個相互排斥的領域之上，一是要求靜止投入的工作，二是鼓勵肆意放縱的享樂。循環的本質在於：工作之後迎來享樂，享樂之後繼續工作，壓力及時得到宣洩，完美符合科學規律。但工作和享樂這兩者斷然不會被混淆，因為前者是被迫的，是達成目的的手段，後者是本然可慾的，是手段指向的目的。我們的社會藉此完成其控制，所需要的不過是確保享樂律令之不可侵犯——而這一點不過是流俗主體觀的一個楔子罷了（想想「成為你自己」的口號吧）。成功學的幾乎所有命題都是范導的，其背後唯有一條是構成性的命題：「享樂！」只要這一點不被撬動，整套邏輯鏈便完好無損。我們當然可以把這種循環看作一個鐘擺，但不是叔本華那樣悲觀的鐘擺，而是一個運行良好的理性機械，時時刻刻充滿活力。事實上，只有當這個機械負載超重時，悲觀氣質才有可能產生。

這些區分工作與享樂，毫不遲疑地投入工作（為了一個目標）、毫不顧慮地參與享樂的人是幸運的，他們適應於這個社會，並能獲得他們所想要的成功。〔他們也是最通曉美國主義的：「乾淨生活，乾淨思想，興致勃勃」。〕而那些雖秉持相同的邏輯，卻沒有足夠的自制力貫徹於行動的人也許是失敗的，他們的失敗只不過是無意識地在多數人中沉默罷了。但也有人會質疑這條邏輯鏈自身的漏洞，尤其是意識到這種循環（不論宏觀的向著理想或是微觀的自我激勵）的自欺本質——享樂的到來無人能擔保，我們的工作既然僅僅是通向享樂的手段而全然沒有內在價值，那它更是無聊透頂。隨之而來是兩個不同的結果：一是否定工作與享樂的因果聯繫——與其為獲取享樂的正當性而奮力工作，何不拋開子虛烏有的未來而活在當下？何必非得給享樂加上自欺欺人的束縛？它乘上了擺脫中間過程、直抵享樂的慾望快車。而另一種態度則更為徹底地質疑享樂本身，也許享樂本身就是一種全無理據的空洞幻象，即便獲取也終將導向煩膩，那麼，不如乾脆捨棄享樂，以迴避自己身負的沉重勞績。兩種態度都被稱作虛無主義，但其源頭和精神氣質是截然不同的。

對一個虛無主義者來說，考察常人之反饋迴路的崩潰比考察這種迴路得以建立的基礎有意思得多。但在此之前，我們還是先來看一下社會是如何培養這種反饋機制的。無疑，這種合理機制的起源就在學校，看似與之無關的校內考試早已為這種社會人必備的品格做好了提前操練。我所說的當然不是孤立的考試，而是伴隨考試的一系列成套的制度形式：週期性的考試代表常態化績效監測，考前自習要求學生的主動規劃，考試後的放鬆活動，依據考試成績發放獎勵、表彰大會與成功者的演講……在學校的所有任務中，最具威脅性、緊迫性，最需要學生自主投入的莫過於考試了，「復習備考」幾乎成了學生們的條件反射；而應試教育的可行性，在鼓動學生積極性方面，也必須歸功於考試這一偉大發明。也正是考試把學習轉化為與樂趣不搭邊的枯燥工作，多數學生只是抱著完成任務的心態去學習（即把學習視作通過考核的手段），而不是把知識的獲取視作目的，這也使得他們的學習常帶有一種病態的受虐癖傾向。我時常在自習區看到有人在刷英語試卷備考四六級，這種自主性值得敬佩，但我實在沒法理解他們的動力究竟從何而來。大概在這些認真投入的「學習者」心裡，真正的想法是早點考過六級，以便把學習這回事徹底拋到腦後吧。就這樣，學習是為了不再學習，記憶是為了遺忘，學習作為必要之惡擋在眼前，甚至連作為手段的正當性（比如為了讀一本英文書而學英語）都不復存在了。而這種錯位的根本原因，不外是一個關於享樂和幸福（如今甚至降格為「生存」）的承諾。

可見，只要人為設定一個與工作完全不相干的獎賞，就可以讓人們瘋狂地投入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為了什麼的工作。他們完成一項工作是手段，而達成的目的竟然是另一項手段，手段與手段無窮延續，唯有外在設定的、附加的享樂目的具有自身的價值——其結果是，他們完成的所有工作在自己眼中都是無價值的（對別人可能有價值），更不可能實現勞動者自身的價值，只是飄忽不定地「與價值相關」。於是，勞動者一再被告知自己身為消費者的正當地位，卻難免時不時懷疑自己作為生產者是否同樣有價值，而這種創造的價值才是本然的和不可替代的。曾幾何時，奴隸靠著對自然的改造和與自身創造物的直接聯繫而具備反抗主人的有生力量，如今，這最後一點聯繫也可悲地被斬斷了。當然，現代人的自我規訓 (self-discipline) 與生物學和控制論意義的學習或說適應完全一致：巴甫洛夫正是這樣訓練他的狗的，軟件工程師也正是這樣訓練人工智能的——人工智能會因為給出正確的答案而獲得代碼編寫的獎賞，但它不會因知識的獲取而感到「愉悅」。事實證明，很多人和人工智能的確沒什麼區別。相對於這種人，我更願意與人工智能共事，至少它很有禮貌。

就我個人而言，工作與享樂的獎懲機制最開始發生破裂大概是在初中。不知從何時起，我對「復習」開始感到厭倦，對書本上枯燥乏味的知識感到噁心，對考試成績（不論高低）那空虛的數字感到無動於衷，同時在看到同學們焦躁地互相詢問分數時，為自己的無動於衷感到些許優越。回想起來，我沒有經歷過上面所說的第一種虛無主義，因為我從小就沒什麼享樂嗜好（或者說，由於某些契機，一切形式的享樂都被倫理地判為「非法」了），所以父母若要以什麼來「利誘」我好好學習，那幾乎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動力是優越感和想要與眾不同的念頭，甚至於最初堅決不打遊戲也是出於這個原因——身邊的人都這麼做，我便要與他們不同——正是這個可以說牽強的理由，使我在小學時保持成績名列前茅。也正是這個可以說牽強的理由，使我很早就對「追求好成績」這件事失去了興趣。驅使著我行動的，自始至終都只是對平庸的極端厭惡和對出眾的極端渴望——而非任何具體可行的目標。於是當理智逐漸發現我所追求的目標之荒謬，我就自然而然地落入了第二種虛無主義——我察覺到，那些熱衷於成績的人，其實平庸得可怕。

在拒絕復習的必要性之時，我就已經同整個積極有為的反饋控制體系分道揚鑣了。「勞逸結合」對我來說不再可能。將個人能量投入到對某種「成就」和「功績」的追求，對我來說也不再可能了。哪怕平時生活再沒有規律的人也會因為考試或 deadline 的迫近威脅回過神來，而我只是無動於衷地朝那邊望望。我陷入了一種迷離的和無中心的生活狀態——大抵與高三時差不多——所以我會花一個下午來寫這篇小酸文，全然不顧這週末還有讀書任務。可在這淡然無所謂的表現背後，我的內心某處仍在隱隱作痛，依舊是那種不服輸的念頭驅使我偶爾打起精神去行動，並以最大程度的鄙夷蔑視那另外一種虛無主義者。我羨慕那些保有「奮鬥-報償」這條邏輯鏈的人，因為我確信，如果我亦保有這種觀念，必然也能身居「成功人士」之間。而如今，我總是憑著三分鐘熱度，在無數感興趣的話題之間亂轉。但那些「成功人士」也讓我感到噁心——他們生活的規律性、他們對一種規則毫不懷疑的虔誠、他們收支平衡的成功學賬簿。而更可恨的是那些半拉子——在享樂的幻覺裡發出愉悅的叫聲，他們還在夢想著他們的成功。

〔本文由來：發現平時一到週末就窩在宿舍裡打遊戲的同學，到考前竟然也會去圖書館自習，以及在路邊聽到有人說「先學一下午」，然後如何如何的計劃，於是有感而發。人類還真是奇妙，無論何時都看不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