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械錶與時間

機械時鐘在中世紀時就已出現，至於它在何時誕生，又是被何者發明，學界至今未有定論。我們所能知道的是，這種計時器具的出現引發了一系列深刻的思維轉型，關於人之有限性、歷史之循環性以及生存論困境的種種沉思，或許在那個無形的時間第一次被捕捉為有形可感形體的時刻，就已默不作聲地埋下了伏筆。而自德國人彼得·亨莱因 (Peter Henlein) 於16世紀前葉發明出第一只懷錶起，塑造現代時間觀念的齒輪就再一次吱嘎轉動，使靜立於遠處、默默呈示的時間秩序貼近人的胸口或手腕，侵入每一種時間性或非時間性的活動中——當客觀時間開始干涉一切世俗領域的籌劃，讓一切活動都在不間斷時間之流中得到定位，時間自身就成為先於生命的對生命的規定。這種時間如空間一般可資度量，也就意味著生命被置於冷靜的凝視之下，在自發的或被動的規劃下可供利用。

就其本質而言，鐘錶只是測讀時間的工具。然而，這種工具早已預言了一種現代生活方式的形成。刻度將時間切割細分，指針則以連續無休止的運動姿態營造單向逼迫的緊張感，隨之而來便是精確籌劃日程的時刻表——這種行動準則是客觀考察時間的必然後果，卻只有在可隨身攜帶的現代懷錶/手錶的指引下才有可能徹底地實行。所以，文藝復興時代的機械錶只不過給出了一種預示性的雛形——一個單獨孤立的小物件，與當代連貫成型、密不透風的計時系統自然沒有可比性；如果說這兩者有何相似之處，那便是：它們顯示出的看似客觀無誤的時間並非自然時間，而是對自然時間加工精煉所得的產品；而純粹的自然時間或曰神的時間，在中世紀時就已開始它漫長的死亡。當客觀的時間顯示在錶盤之上，它就不僅僅是一個被動和冷漠的展示品，而是一種自發向外攫取的具有主動性的符號——界分明確的時刻本然地散發著對規劃的要求和對遵循的壓力，它並不是某種現實的消費品，但卻是由生產、消費、享樂等等構成的龐大體系的基石。從時代症候的角度看，當代人藉對時間的規劃獲取可控感，以擺脫時刻縈繞不安的死之焦慮。因此，現時代既創造了生產的需求又生產了需求的滿足。

鐘錶對時間的生產恰如機械複製品的生產，它所創造的時間本身是均一的，卻因此成為一種容不得耗費、必須合理規劃的空間性資源。這是因為，自身全無標記的產品時間，其有可能獲得的差異，僅僅是在時間中進行區別規劃所造成的差異。鐘錶之於時間，正如標尺之於空間，憑藉這種標度，人才能在均一的流動介質中找到立足點，而為了鞏固這脆弱的立足點，就必須在時間內打下地基、建築樓房、設置一個又一個地標——規劃既是在現代時間中居住的資格證，也是個人對時間本性的確認，這種確認一旦得以建成，時間自身的存在就不再受到追問 (不論在公共還是私人領域)；時間中蘊含的某種神聖性〔在印度神話中，日復一日的自然時間進程曾象徵永續循環的毀滅與創生的交替〕，以及對時間之規劃中所蘊含的某種褻瀆性，便同時煙消雲散了。鐘錶祛除了時間的神秘，如果說鐘錶還留有什麼奧秘，那麼，它的奧秘就在於腐朽和中斷所揭示的、終究不能為人類完全解明的時間的奧秘。

誕生於五個世紀前的機械懷錶首次讓時間變得明晰，而今，已然無所遮蔽的時間再一次將機械錶拋進歷史的塵埃裡。相比老式座鐘以其特有的古雅懷舊意蘊受到收藏家和富商的青睞，機械懷錶更多見於路邊攤販和旅遊景點，被當作廉價劣質的紀念品售賣，它不再指示時間 (乃至被剝離時間意味)，而是充當一種面向現代審美的粗糙刻奇的仿製品。的確，不論從效率還是從審美文化來看，現代的鐘錶都不會是機械錶，而是電子鐘、智能手錶、手機熒幕：一切以電子格式顯示數字，精確到秒甚至毫秒的設備。齒輪、發條、擒縱機構、刻度、指針、磨損，這些與必然誤差相關結構都被封存在上一個時代；這個時代的時間，似乎本然地應當由電子數據規約，存在於電路的交錯和信號震蕩之中。一切跡象都在表明：唯有電子鐘面上閃爍跳躍的紅點能夠把握時間的脈搏。而這無非是因為，現代性以技術手段將一套平滑無縫的幻象覆蓋在時間之上，使人無視帷幕下時間之固有的斷裂。

無疑，當下的電子鐘把持著時間的脈搏。只是，這幅圖景依照著手術室的隱喻，奄奄一息的時間躺在擔架上，時鐘如心電圖呈現毫無起伏的單調線條，既沒有開端，又沒有結尾，處處是永恆如一的死寂。正如所有被現代性敘事標識為準則的核心概念一般，人們對時間最大的誤解就在於：把科學視野內絕對客觀的時間樣態移置到科學以外，進而賦予時間本身以普適的精確指標。在康德那裡，人對時間的純粹直觀形式構成算術的基礎，而現代的時間卻反過來以算術為基礎，理由似乎不過是：算術相對於模稜兩可的時間概念顯得更為明晰、更為機械。於是乎，追求明晰和機械可實現的科學成為驅動現代時間概念的終極動力，這個時代的本質特徵從來都不是競速，而是時間的普遍可操控、可規劃性——當然，這只是一種特定時代生產的，用作基礎架構的可控性幻覺，它的副產品是一種抹消生命內在差異性的普遍形式 (卻看似提供了達成外在差異性的最大可能)。

時間的標準化即是人的標準化，這是現代秩序的一大基石。時間是現代人的標準，因而時間必須先行標準化。一個出國旅行的人，登陸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對錶：地球被劃分為眾多時區，根本目的就在於將一切時間統一於唯一的標準時間——這一標準如今由原子鐘的「自然規律」確立。一個人融入了這種普世的時間秩序，就融入了普世的人類秩序，就在最基本的意義上融入了「全球化」。這種跨越全球的普遍聯結，比文化、社會形態、政治因素所決定的地域區隔遠為深刻。全球一統的時間意味著當代科學技術主義的總體性統治。現代性的時間是共時的時間，它的權威意圖把全人類納入到同一個無限宏偉的總體規劃之中。

不妨回想，在全球體系尚未建成的時代，人們的生活依據著地方的、差異的時間，這種時間根據特定的生活實踐建立，就算不稱其為「本真」，我們也不得不承認它是一種區別於當下的時間經驗。立於時代的轉折點上，海德格爾闡釋這種源始的時間，意在從中喚醒本真的存在，以抵抗科學技術主義的泛濫和詩性精神的衰亡。他的論述繁複晦澀，但本義或可歸結為一句話：對此在之本真性的呼喚蘊於源始的時間性生存中。在海德格爾看來，流俗的時間概念只是無窮無盡的「現在」序列，而本真的時間卻同時「綻出」將來、當前、曾在三個維度，是自在自為的統一現象。這種時間定然不是先於人而得到計算並規約人之行為的標準，恰恰相反，它的根據扎根於人具體的生存之中。

儘管極力迴避計算主義的總體規劃，海德格爾仍然預設了時間/世界的整體性，傳統形而上學式的同一性和整全視野依舊是他的立論基礎。這種考察預設了「世界」，因而將人的本質附屬於向其「能在」的籌劃 (這種「能在」具體是什麼呢？) 和歷史性的天命。然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世界」並非先在，原初的人恰恰是無世界的，他們不會在由生向死的時間整體中籌劃自身；不如說，他們保有里爾克所謂「動物的視野」，在不分生死的王國中存活。那種世界之為「意蘊的指引網絡」恰恰是歷史地構建的 (而非源始)，因而具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成因，只是，這種成因在對「歷史」的胚胎學式闡釋中被掩蓋了。通過在歷史源頭設定本真並呼喚「回歸」來闡明本真，這充其量是玩弄概念的循環論證。

真正需要考慮的是：總體和外在的時間規劃如何與「本真」(生命) 相矛盾。為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一種先驗分析出發。對人的感性能力來說確定無誤的是，時間不可能被總體地經驗：過去只是記憶的失真映像，將來尚屬於未知之域，我們所經驗的時間總是當下與當下附近的一截斷片。然而，現代規劃中的時間標準卻與這種經驗相悖，它傾向於把人的時間拉平，使過去至將來的整個行動序列都被固定在時刻表內。這種規劃看似是個人藉助於時間的支撐達成自我實現，實則卻是個人被客觀時間框縛在不可掙脫的客觀形式之內。海德格爾的兩種時間在此似乎達到了諷刺性的統一，人在時間內向將來籌劃，這時間既是無動於衷的單調序列，又局部地得到整體把握；人因意識到自身的有限性(死亡)而投入籌劃，卻在籌劃中徒勞地拒認自身的有限性(當下性)，從這種拒認中出現的，便是離散化的死亡意象，每一個流逝的時刻都變成一種虧欠。原因在於，在海德格爾看來，「時間性是鐘錶的根據」，而在現代觀念中，鐘錶卻是時間性的根據。精確化的計時使時間獲得了外在於人的客觀表徵，割離了時間與人的聯繫，甚而至於，我們已不再將時間理解為一系列「我的」當下。這種時間顯露為整體，但它實質上卻是一個虛像，它的含義不多於單純的數字；人對這種數字，有著一種求而不得的拜物教式迷戀。

換言之，絕對標準化的時間已不再是與生存息息相關的某個方面，而是轉變為理所應當的普世背景，即使一個人什麼都不做，亦不投入所操勞之事，物理的時間也在如其固然地流逝著。人並不擁有時間(自然也不能「沒有時間」)，她/他只是依據時間。同樣，時間在任何意義上都不能是「世界的時間」，它是世界的背景。時間的終極精確化造成了這一觀念變革，同時，它也賦予時間以前所未有的核心地位，無論如何，我們無法再脫離一個絕對置於我們身後的背景。不論是否有所覺察，我們都在時間之中，一個人可以在所操勞之事中「丟失自己」，隨即，在她/他查看鐘錶的一剎那，她/他就又回到了時間之中，這與世界或自我的覺察絲毫無涉。這種時間當然是「流俗時間的終極形式」，卻也具有著令人驚愕的強烈現實性。

這樣的時間恰恰是連續無終結的，亦即，時間中並沒有「我的」死，更不會激發「我的」畏 (準確地說，我不在時間之中，我在時間身旁，時間僅僅標識了一些關乎我的事件/敘事)。時間不賦予個別化，相反，它將人深度嵌入普遍秩序，這造成了世界的重組，人的存在樣式首先不是「與他人共在」，而是與某種外在於人的技術力量「共在」(最鮮明的例子是：一個人起床的第一件事不是投入某種實事，而是下意識地打開手機看時間)。時間一旦被定位為技術時間框架內的一個節點，它就註定要向下一時刻發展、演歷；換句話說，時間是不可中斷的，在電子熒幕上，它不可逆地按照固定時長的精細標度變化，毫秒不差。因此，人不需要關注時間，她/他活在共時的日常裡，卻也能以「看錶」的方式平滑地轉換到計劃中的下一個時段，在此，時間/鐘錶是其他一切的構成性準則，其本身卻是無根據的。正因無根據，所以無破綻，這是基礎幻象的詭計。

與普遍時間相反，體驗的時間絕不可能得到總體規劃。首要的問題是：「將來」全然不可知曉。正如列維納斯所分析的，當下之我與將來的關係——恰如自我與他者的關係——是一種絕對不可認識的神秘關係，主體在其中陷於徹底的被動，死亡不期而至，以不可理解的恐怖將其淹沒。海德格爾的整體時間把將來乃至死亡全都包括在內，這就允許了一種淺薄的換位/共情式時間理解(揣測)。卡夫卡在短篇小說《城徽》中描繪了這種時間的「事後」視野：修建巴別塔的人因確信巴別塔終將由其後輩建成，便怠惰於行動，用雞毛蒜皮的爭執填充一代代人的生命，最終竟祈願從天而降的拳頭將一切毀滅。一切必然終結，因而不如祈願毀滅和死亡早日降臨，這樣的死亡亦成無力。這是一種對個體有限性的失敗的僭越，將一切納入「已完成」之列的總體視角真正導致了巴別塔的淪陷。(自然，海德格爾會將之解釋為一種非本真的庸常的「期備」)

進而言之，「過去」與「現在」同樣是不可靠的，過去依賴於記憶，現在依賴於「注意」，兩者皆是基於相當脆弱的心理機能。康德將時間表象為一條確定可測的直線，他這樣闡釋時間的「外延的量」：「在其中我只想到從一個瞬間到另一個瞬間的相繼進程，這時通過一切時間部分及其相加而最終產生出了一個確定的時間量」，這句話可以這樣解釋：單獨的瞬間並不能由相繼的綜合而匯聚成連續的片段，時間也不是以多個瞬間的形式給出，相反，時間預先地即是連續片段，我們既無法感知亦無法設想其中的某個孤立之點。這裡道出的關鍵即是「注意」——一種基礎性的潛在能力——一段時間中的「瞬間」是駁雜混亂的，但是，我們的注意卻可在經驗事件之時以及事後將其整合進秩序之中。並不是瞬間的相繼到來決定了順序，而是注意力的語義學式整合賦予瞬間以秩序。無疑，注意力需要一種索引，這一點由鐘錶的刻度提供 (被刻度標號入索引的時間成為記憶/過去)；但更重要的是，注意絕不發生在沉浸於事之時，它發生在某個中斷引發的「驚醒」之時刻。

如果說這個時代還存在著一種可能中斷的時間，那就是機械錶所映示的時間，在這一意義上，它與人的體驗恰好吻合。基於機械結構的器具，不論再怎麼精密，總是伴有誤差。誤差揭示了時間/鐘錶的內在矛盾，時間不是一個靜默流逝的光滑之物，而是在伴隨著磨合、耗損、偏離、打滑，甚至於，一次輕微的碰撞就可能將其置於徹底停轉的窘迫，正如人之喪失「注意」，便即陷入不自覺的「時間停滯」狀態。當指針突然停滯，一件上手的用具變得異常疏遠，一切矛盾都指向「物」本身不隨人之所願的固有的無力，而此前，這種物的規律向來是人心安理得依循時間並相信時間如其本然而連續不斷的理由。人造的合理化假象在週身墜落，這進而造成一種奇特的憂慮，以往機械的運作呈現最為和諧的秩序，而今它的故障或「卡住」又反映出這和諧秩序的脆弱：時間的真空混入了雜質，它不再是無動於衷的背景，而展現了自身固有的瑕疵。在物理意義上，人與標準時間分離；在心理意義上，人發現自己與他人註定在時間中分離——這種脫離時間的 (而非對本真時間的) 憂慮賦予人以個別化。

現代人所「畏」的，不是在時間中成為她/他自己，而是喪失其操控、管理時間的主動性，儘管這種主動性本是由客觀時間賦予的假象。依賴時間進行總體規劃的生存方式，實際上是一種被動的主動，人通過被時間控制而獲得掌控時間的空洞快感，一切對時間的(暫時的)脫離都以回歸為前提，脫出時間而生的「畏」，與其說是自由之畏，不如說表達著回歸「時間」秩序的渴望。給機械錶上發條就是這樣一種回歸。校準時間每每提供莫大的安心之感，其原因就在於這種回歸在預期之內，使提前規劃的「控制」得到完滿實現，形成封閉的圈環。由是，機械錶的使用就被歸結為偶然脫節和必然回歸的反覆循環，兩者的危險互動散發著強烈的能指快感。在循環中，即是常規，即是標準化的日常，最終，當上發條成為一種習慣 (或者如某些特殊的機械錶，上發條成為自動的機械過程)，這種循環就被壓縮到微小一點，不再顯現。而指針的永恆運轉繼續構建始終如一的精確秩序。

——直到徹底故障的發生。此刻，轉動發條不再具有意義，使用者明確地知曉：不論怎樣嘗試，錶盤的時刻都將停駐於此，任何行為皆得不到「物」的回應。空前的無奈和異樣感隨之而來。機械錶的「卡住」甚至不是既定時刻的「中斷」，而是指向永恆和絕對的「阻斷」，似有一種無形的力量與日常的恭順相違逆，將人暴露在無法共時的無依狀態。機械錶的「卡住」不是發生在時間之內的事件，它孤立地發生在時間之外並宣佈時間的無效：當鐘錶停滯之時，對時間的經驗仍在進行，「時間」卻停止了。

這種狀況與死亡形成奇異的對偶：在死亡之時，人對時間的經驗停止了，但「時間」將會繼續前行，她/他自己被時間拋下了；而現在，她/他反倒把時間拋下獨自前行，此刻，她/他同他人的隔離是絕對的。自然而然地，這種終極的憂慮時常與淪喪、絕望和死亡的形象相勾連：在《命運石之門》中，真由理懷錶的停轉預言了她在任何世界線都不可逃脫的死亡宿命：「明明剛剛上過發條啊？」——必須在這個節點上，預期的回歸沒有發生，反而崩解到更徹底的破碎，前此的合乎常規與此刻的脫軌相較，才可顯現失控的超自然之離奇。回到歷史的探討，中世紀人為什麼不畏懼死亡所昭示的有限性呢？這是因為，他們面對的時間同樣是總體化的，不過那是一種以永恆之上帝為軸心形成的、從創世直到終末審判的完整歷史，這種時間雖然有限但並無中斷，個體的生死自然也已經囊括在預定和諧之中。中世紀末期，當黑死病的爆發帶走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死亡的威脅引發個體最切實的恐懼時，中世紀觀念中完滿的救贖敘事的崩潰，不正與一只精密運作的機械表突然故障相同嗎？人的概念與世俗歷史的概念，都是從這次時間的阻斷中開始的。科學技術主義試圖在現代重塑中世紀式的神學時間(可控時間)，不過把上帝的位置換給了人類，結果，人對有限性的恐慌反倒因進步和自我實現的承諾而愈演愈烈了。

不過，若要考察時間的中斷，我們何必侷限於徹底的「阻斷」？事實上，機械錶每時每刻都在發生著「卡住」，齒輪碰撞的輕響標識出不間斷的停頓，每一次停頓都超出時間本身——機械錶的原理就是利用彈性勢能的緩慢釋放，亦即，它恰恰通過製造時間的中斷來計時。它揭示了：計時的本質乃是察覺時間的中斷。偶爾，在被徹底的「卡住」阻斷時，它給出一個最為激進徹底的機會，使人得以靜態地觀察「時間」。靜態的時間不成其為時間，能夠靜態觀察的，充其量只是計時工具的機械結構罷了。但是，當今的時間似乎已然與計數器糾纏為嵌合體，觀察鐘錶的運作彷彿就是觀察時間流動本身，觀察機械錶的停轉也就像是目見時間的止步。這種停滯本質上就是技術統籌的故障，是巨機器的整體停轉，機械錶被拆開修復之時，人走到技術構成的後臺，參透技術曾隱而不露的一切奧秘。機械錶展現內部結構時，以時間/技術為本的現代觀念同時也被解剖。

這足以給技術祛魅，它讓技術黑箱內的每一個細節敞開到光明之下，將平順日常背後深邃機制的沉默運作帶到臺上。故障引向一段「超時間」的空白，使人投入一種超時間的愉悅。脫離標準的時間之後，人回歸了體驗的時間。時間如同拆開的鐘錶零件，變得支離破碎，協同的整體散成孤立的零件，自我意識在時間的間斷中方才找到棲居之所。正是整全時間的中斷是個體差異、每一個斷片獲得自由。

這給出了「卡住」的另一種讀法。我們必須與他人共處於同一個時間之內嗎？我們必須遵照同一個時間嗎？又或者，我從一開始就超越時間而存在，我的同一性本就在時間之外？經驗的時間不同於「時間」，卻也不可約簡為沒有縱深的淺薄當下。我們經歷的恰恰是時間的中斷。一小段「片刻」從連貫的時間流中截下，並圍繞著「注意」的核心重組緊密的實體。這不是宏大計劃的一部分，而是一截斷片，一個靈感突發的爆裂時刻，它切斷了整體的時間，並在時間的每一個縫隙中揭示出深淵的豁口。在這樣一個靈光時刻，「時間」放鬆了對人的把持，人於是得以再次掌握時間。這種體驗的特點是主觀時間短於客觀時間，專注投入事件的人往往驚訝於大段時間的匆匆流逝，這種感受來源於對內在的注意之集中；與之形成對照的是另一種體驗：當我們注視著鐘面焦急等待時間過去時，主觀時間反倒無比漫長，這是因為我們將注意投諸外在的客觀標度，將自我葬送在普遍無間斷的控制之中。

當我們觀察機械錶，聆聽齒輪轉動的聲音時，時間自然就散落在無數次重複的縫隙裡了。伴隨指針進行的無差異重複，我聽到我的心跳。藉著那規律的節奏和定時的停頓，我們進入並思考「現在」，而「現在」就是心跳與秒針移動之聲的交錯共鳴。「我」的同一性自然不是來自於外在機械標度的規定，而是源始地扎根於兩次心跳的連續與間斷之中。機械錶的聲音與心跳聲如出一轍，我尤其鍾愛這聲響，每一聲都扣在時間的縫隙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