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化引用與闡釋
對思想家學說的非思辨引述和工具化使用，是當代大眾邏輯的普遍謬誤、公共思想庸俗化的典型標誌，也是不少人別有用心謀取私利的慣用伎倆。
什麼是工具化的使用？其本質特徵在於：沒有闡釋，只有引用。引者對引文持事不關己的實用態度，將語句從原文段落中孤立地挑出，如同膏藥般貼進自己的文字裂縫中，以遮掩邏輯的斷裂和缺乏思辨的敗筆。此時，原本意蘊豐富的文本被削減為兩種極為膚淺的功能：其一是訴諸權威的錯謬憑據，其二是徒有其表的虛浮裝飾。
在第一種情況下，引文充作高高在上的律令、不可逾越的秩序，懸於一切可能的探討之外而以空洞符號之姿態凝視、威懾著讀者——這種無動於衷的外在權威性，不是來自於引文本身的正確性，而恰恰是源於先於引文便被鄭重其事強調而出的原作者姓名——訴諸權威的本質就在於對這個名字的頂禮膜拜。在此，引者並不是將引文之所思所言融入自己的思路進程，反倒是將前此的思路悉數獻祭，只為引入一尊神像。這一神像以其無邊法力，在把作者本人之所言化為烏有的同時，亦將作者的立場不容置疑地植入讀者心中——在漫長的鋪墊之後，讀者自然認為引文足以證明作者的觀點，往往會忘卻細讀文本、全局考量的義務；作者亦免於多費口舌，即可藉引文之權威行“善假於物”之便。對此，辯論提供了一個生動的實例：當一方辯手引用名言論證觀點時，另一方往往不會質疑所引語句的義理，反倒會指責對方斷章取義——這就隱含著，引文本身是默認為真的標準，僅在引用解讀過程中可被歪曲。故而，倘若這種歪曲足夠高明、無可反駁，辯論者以之套取勝利便具有合法性。
在第二種情況下，引文則成為了空洞無物的表掛裝飾，正如蒼白牆面上雜亂張貼的海報，顯現出格格不入的違和感，卻足以使人眼花繚亂。這樣的引用沒有絲毫深入分析的必要，因為引者透露出一種更直白的故弄玄虛的意圖，他只是為引用而引用，引文在其文本中並無解釋概念或串聯思路的作用，甚至連掩飾漏洞的遮羞布都稱不上。簡言之，這種引用的特徵即是：若從其文字中刪去引文，段落的含義不會有絲毫變化。這也將引用工具化到極致：引文與上下文的關聯只是純粹字面的，依照相似原則，引者可在對原文語境毫不知情的情況下將其生硬地插入，斷章取義在所難免，甚至令人啼笑皆非的「逆練」也時常發生。引者與原作者精神的徹底割裂使得這些句子與其說來自引用，不如說來自作者自身的編造，因而這實質上已在討論範圍之外。
對於上述兩種情況，首須關注的乃是同一個問題，即斷章取義。實際上，無論何種引用都難逃斷章取義的指摘，理由很簡單：沒有人能還原原文的語境，沒有人能再現原作者的時代背景——更何況，每一段文本都可挖掘出無限深層的意義結構，不可能被某種獨一意識輕描淡寫地把握為確定性共識。這就註定了，引用只能是字面的、素材化、資源化的引用。就其本質而言，作為素材的引文只是一隻隻炮彈，再怎麼精雕細琢，目的終歸是不留情面地在對方頭頂爆炸，使人迷失方向。
此一爆炸的威力有三重：最為淺表的，即是讀者的受害，若無足夠的辨別批判能力，他們極容易被看似華麗的警言妙語裹進隱藏的圈套，進而喪失閱讀和思考的自主性——這正合某些居心叵測者之意。
其次是對作者本人：一來，將讀到的語句視作素材用於寫作，必會使其視野附加上資源化的標記，因而他的閱讀經驗恐怕會喪失突如其來的共鳴之樂趣，成為浮於表面不求甚解的單調程序；二來，對論證義務的逃避使其在思之道路上過早地自滿，致使他的思想滯留於機械重複的淺薄水平——譬如曹林曾頗為自得地分享他的讀寫經驗：閱讀和寫作就是“形成秩序井然的分類框架”、“固化到知識結構中不再流失”——此即偽批判、偽反思之典型實例，在依據“分類框架”反思所學之前，他尚未對這種框架本身進行反思，因而必然侷限於主觀的狹隘視角，不能令人信服。最終，此種態度只能造就沾沾自喜的陳詞濫調，這已是有目共睹的。
最後是思想家本人的不幸，在他無法預測的某個未來時代，他的思想之複雜性被輕易抽去，唯餘固化的解釋框架被不分語境不分背景地肆意使用，以塑造引者的獨斷權威，無可奈何地支撐起種種濫俗論調。這種庸俗化首先來源於日常語境和理論語境的混同，日常現象被無限度地加以理論解析，美其名曰批判，實則不過牽強附會的胡亂解讀。在此，我不是想將理論同現實斷然分開，只是想強調一點：我們將日常哲學化，卻不應該將哲學日常化，日常化的哲學必然失卻鋒芒。
可以看到，矛盾的根源在於引用者“論證”的急迫。在工具化的引用中，原文文意是無關緊要的，欲談論之問題亦是無關緊要的，唯一要緊的是作者對自身權威性的自我確證。然而，前人的論斷從來都不是供人取用的資源之池，而是他本人在沉思之路途上探究追索時留下的路標，對於這些理論話語，正確的態度應當是解脫其“論證”的義務，將其視作思入事態的引線或嚮導。這種激活可能性的潛力，正在“闡釋”之中。
因而，走出工具化引用的一個可能途徑是加之以闡釋，亦即在每一段引用之後表明作者本人的態度，具體論述該引文在全文中的角色以及作者對其意義的理解，換句話說，應由“引用”改換為“引述”。如此一則可協調語境背景，使討論範圍限定在恰當的層次上，二則取消了引文超出論述文本的決定性特權，避免訴諸權威之嫌，三則以引者之理解代替原作者的表意，既可消除多種含義的內在衝突，亦能預防僭越解讀之權能而犯斷章取義之大忌。孤立的、策略性的引文形式既已脫除，動態開放的解讀可能性隨即打開。
在自由的闡釋中，作者表明他對引文及原作者精神的把握程度，坦誠而與讀者立於同一平面，這種寫法自起始便由作者與讀者交互的共同知識背景約束，因而它絕不向故弄玄虛的抽象權威敞開，僅僅容納對話式發展式的原創之思：它不採用教訓的口吻，而是打開讀者參與的門扉，讓文字在寬廣的第三維度中自在遊藝；它不照搬引文的淺表含義，而是將其內在精神依託嶄新的文本復現並昇華，作者本人也在此一過程中融入精神自我生成的歷史之中。正如福柯把他的“工具箱”慷慨地呈交給後人，裡面的工具不是理論本身，而是理論建構與批判背後原發的方法和風格：「如果他們偶爾被用在我本人身上，那就再好不過了」——此一言已表明福柯的態度，他不會留下一成不變的決定論體系，只會引導人們走出僵化的思維牢籠，一瞥外邊的另一種現實。
對於學習者來說，這一點亦是至關重要：閱讀不是記憶而是闡釋，寫作不是使用而是反思，兩者時時伴隨世界觀的革新，關鍵不在於構建一種秩序，而在於不斷甩脫已被工具化的秩序，永不凝滯於一時的夢幻陶醉。一個對諸種理論信手拈來的人不值得敬佩，一個掌握獨特視角來考察問題、洞悉世界的人才值得敬佩(儘管這種視角往往以理論為載體，作為其背後“隱性知識”來表達)。這也正是我們必須閱讀原著而非“通俗”二手資料的原因。
哲學引導人們從外邊看世界，而不是自認為已將整個世界納入了頭腦。在這一點上，哲人與詩人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