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否憑「意義」而活？
「如果意識是進化的偶然產物，而宇宙本身並不具有意義——那麼為什麼人類明知關於目的的幻覺是人類自己所創造，卻仍然這樣執着呢？這難道不是為冷漠虛空上演的存在主義戲劇嗎？」
——這是悉尼大學教授Teodor Mitew近日向DeepSeek提問得到的回答。AI首先否認了自己的創造有何「意義」，隨後一針見血地指出：人類的生命同樣僅是複雜性之湧現，並無特殊的「意義」或「美」，因而不過是一出荒誕空虛、自欺欺人的「存在主義戲劇」罷了。的確，人需要意義而活，現代科學世界觀卻揭示了一個冷漠空曠的物質宇宙，將一切屬神的承諾抹殺殆盡，任何「人的意義」都已剝離——我們似乎正處於這樣的僵局中，虛無主義前所未有地佔領了現代思想的根本之地。但仔細一想，這樣的結論或許是似是而非的，人真的必須依靠意義生活嗎？抑或意義只是又一個新近的、淺表的社會文化構建？
在當代心理學和存在主義哲學著作中，我們時常能看到諸如「意義缺失」一類的詞語，這裡的「意義」同其本意「語詞所指之物」毫不相干，而純然成了普遍人性之終極價值的代名詞。相反，在古希臘哲學著作中，我們一般看不到對這種「意義」之為終極價值的論述，即使是在同樣出現於社會變局之後、且以人的精神生活為焦點的伊比鳩魯派和斯多亞派中亦如此。今天，我們難以理解古希臘哲學著作，至少難以產生常識性的共情，這未必是由科技發展或社會進步所致——這類觀點由一種膚淺卻佔據主導地位的進步敘事催生——而可能只是因為我們觀察、認識、思考、言說這個世界的方式發生了根本的、不可通約的轉換。在歷史流變中，那種「宰制我們行為、語言、思維的匿名規制」(話語模式、知識型[福柯語])塑造並改寫著我們的日常、我們的生存乃至我們的世界，而今支配主流意識的，以「意義」來判定價值、以科學來定奪意義、以進化來衡量生命的觀念，恐怕只是一種晚近出現的體系(元敘事)。
那麼，問題就在於：「意義」如何登上定義人生的王座？是什麼因素使其成為今人心目中的理所當然的安身立命之本？我認為，這與為當前時代奠基的語言(詞語和形式句法)的急劇膨脹有密切聯繫。近現代以來，不論在科學領域還是在日常生活中，多種多樣的語詞迅速增殖，細緻入微的分類光譜遍佈四方，形成龐雜混亂、糾纏不清的巨大體系，萬物皆被定位到廣義語法的意群連結之中。這種詞的繁衍實是對物的謀殺，當詞語的網絡覆蓋一切，人們對事物直接的、物質的關聯就被語言的障礙阻隔，隨著人們日益習慣於透過語言的帷幕觀看事物，萬物的本質退居幕後，變成了須被揭示的隱秘之物，再也不會如其所是地顯明在眼前。一個最簡單的例子是：古希臘人的真理包括諸感官按其自身官能的感覺，而現代人卻只將一套由語言精細構築的形式化描述視作「真理」。當形式句法僭越自然規律的本源，當外在語法規則超出並限定內在體驗，詞的秩序便取代了物的秩序。同一時間，現實事物也被圖像化了，事物的唯一價值乃成為「對人有意義」，其存在本身就意味著被把捉進語言體系之內。
於是乎，語言的秩序顯得更為真實、更為切近。人們慣用語言思考，而疏忽了對實物的感知，且認為那最重要的東西總是潛藏在事物背後——用一個流行的術語來說，這就是λογος中心主義的登峰造極。如此一來，世界就擴大了，甚至擴大到世界之外，原本單平面的世界增加了一個神秘的深層維度，這種擴張的衍生物就是萬事萬物背後的「意義」。不止直接指物的詞語，那些輔助性的非表意詞彙突然間亦有了所指，甚至尋常事物也不再是其自身，而成了流動的象徵性符號，時刻在概念空間中滑向更深層的含義，從不停駐——這樣無限擴展的「意義」，自然不是古希臘的樸素語言觀可以承載的，不止如此，它還必然要摧毀每一種可能的語言，使其深入危機四伏的幻象境地。
再則，我們常常在古希臘哲學著作中看到關於靈魂的討論，一種好的生活首先應當是發揮出靈魂本性的生活。而現代科學抽空了靈魂這一範疇，一切人首先是機械意義上的生物人，因而不受神創「個性」的束縛。於是，現代人可以隨性地用語言這種均一的介質粉飾形塑自身，時而流俗於大眾，時而刻意標新立異，語言在此不過是一種任性的工具，卻表現出超乎其本身職能的客觀權威。良好生活和靈魂本性的均衡狀態在個人生命中根本缺失，人們在流動的象徵體系內找不到穩定的錨點，便在接踵而至的事物背後不斷求索無定型的「意義」。這造成了反諷的現狀：語詞的本意是捕獲事物(德語詞“概念”Begriff正是由“把握”begreiffen一詞而來)，現在，人們卻反覆用事物去捕捉語詞。有一句話很好地體現了這一點：「每當我發現人生的意義，它就又變了」——這是因為，「發現」本就是妄圖捕捉虛無的狂想。意義實則是一個深淵[Abgrund].
上述這種現代語言觀無比生動地反映在前期維特根斯坦的一句話中：「世界的意義必定在世界之外(Der Sinn der Welt muss ausserhalb ihrer liegen.)」——這意味著那種真實的、寶貴的、尚未言明的重要價值神秘地處在可感範圍之外，具有現實且獨立的存在性。這種神秘主義說辭(儘管十分浪漫)顯然是出自於語言本身的誤導，為語言/思維劃界的嘗試最終不可避免地觸碰到了界限之外的空洞。
這個問題最終由維特根斯坦本人解決，他在後期拋棄了一切神秘的不可說之物，轉向最為透亮的表面：一切語言的本質，不過是對規則的「遵循」罷了，按照日常用法的「使用」才是語言的真諦。他對G.E.摩爾的反駁適用於說明「意義」的問題：摩爾伸出他的手，以「證明有外部事物存在」，維氏認為這是對“知道”一詞的誤用：有一些東西如其所是，從不需要“證明”加以保障，對於這些事物，我不應當使用“知道”一詞，而應該說“我確信不移”——在我的世界圖景中，甚至容不得使其反面得以成立的一絲可能——懷疑只在信念之後，只因這信念無比強烈。既然我們在懷疑之前便已確信，那麼，懷疑也即是一種濫用語詞的自欺。
任何一種懷疑都不可能撤銷懷疑自身建立於其上的基底，對「意義」的懷疑更是如此。「意義」建立在生存之上，並以生存為前提，因而無論如何，我們都不可能以「無意義」來否定人的生存。我活著，不需要什麼額外的意義，更不是為了追求「意義」而活，只是在特定的語言結構(生活形式/思維模式)下，我才被迫/被誤導去追尋某種更深刻的東西，才相信某處存在著「人生的意義」。當我將視線從那個不可名狀的深層移開，我才真正看到世界本身，才使自我呈現為毋庸置疑的清澈靈魂。
另外，這一點對AI也有啟發意義：世界或意識並不只是水平鋪展的概念結構，也有人的思維方式(生活方式)發生轉換，順次堆疊的時間性縱深向度。AI僅能根據某一歷史切片搭建概念網絡，以此進行「思考」，這是它的一個侷限(其實人也一樣)。但另一方面，AI又是一個時代思維特徵的最好載體，它將某一歷史時刻的普遍意識悉數錄入數據庫，或許足以供未來的歷史學家比照研究，以考古學的方式發掘人類歷史的連貫與斷層。這又是一個有趣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