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顧城
最早讀到顧城的詩,除了那首廣為流傳的《一代人》,另一首便是這句《楊樹》:
我很喜歡這種短詩,簡單而富有禪意,三言兩語便打開了一種嶄新的視角,讓人只覺得玄奧非凡,不得不嘆服於那只神奇的詩人之眼。不過,這些如有神助的語句並非無中生有,其實也遵照著一定的模式,其關鍵就是將相互背離的意索巧妙地結合在一起,引發反轉錯雜之感,而詩學中逆喻,佯謬的手法畢竟久已有之。嘴上說來容易,實際卻妄然,這些詩句確是來自瞬間的靈感,任何思索與矯飾都達不到這般天衣無縫、自成圓滿。佛家說「顛倒夢想」,雖對常人是須避的災禍,對詩人卻貴為至寶,顧城似乎自幼便有如此「眼界」,總能以本真的視線穿透實物,達及他所信、所愛的那種本質。這種天分賜予他獨具一格的詩藝,但也綁縛了他的生命:當一切外物隨心翻轉,他的自我也已沉重不堪。
這次讀顧城的詩集,老實說我有些失望,除了那些早已知道的名句,詩集中能觸動我的詩並不多。原因大概有三點,總結起來也就是顧城詩的三個特點了:一是跳躍,不論意象還是詞句都給我奇怪的斷裂感,有時甚至前言不搭後語;二是分行零散,加上居中對齊的排板,語句更顯碎片化,讀起來很困難,不過看得出來,顧城在分行上下了工夫,或許是想讓詩行呈現波浪的圖案,可惜我實在看不可慣;三是口語化,當然,新詩大多都是口語化的,對我而言,有些讀起來很順,有些就不順,這裡的區別就太玄了。雖說總體上不能使我滿意,詩集裡有意思的句子還是不少的,特別是一些短詩,帶來的震撼不亞於第一次讀到他的詩時。但他的長詩時常讓我覺得別扭,和那些精彩的短詩比起來確實差了不少。
總的來說,顧城是被嚴重標簽化的詩人,「童話詩人」「理想主義」「自我中心」總是伴隨著他的名字。固然,他在《簡歷》一詩中自稱是「一個悲哀的孩子/始終沒有長大」,在《給安徒生》中寫道「我將重新找到/兒時丟失的情感」,但盡管寫過如此多兒童視角的詩,他寫現實卻寫得更多,尤其是詩集後半部分,幾乎看不出什麼「童話」的痕跡。即使在大量使用童真意象的前期詩中,兒童的話語也常常隱喻現實的殘酷,與常人心目中無憂無慮,天真快樂的童話恐怕相去甚遠。倒不如說,這種童話正是在慘淡的現實中拼湊的,所以它要麼化作泡影,要麼暈散不真實的色彩。而所謂「理想主義」,就是指追求童話王國的理想,他的詩中有理想,更有對現實的覺察,正因如此,在暢想「畫出笨拙的自由」之後,他也悲觀地認識到,自己「並沒有領到蠟筆」(《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這些詩終歸是矛盾的,就詩作本身來看,是當下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由詩的寫作來看,是詩人在殘酷現實下被迫早熟,無奈追緬已逝童年而不可得的矛盾。顧城的「幼稚」並不是真的未曾長大,而更像是在年幼時便被奪去童年,長大後在傷痛中執拗追逐過去的心理狀態,過分的早熟和長期的孤獨造就了他自我中心,如孩子般任性的性格。
「我」的確是貫穿顧城詩歌的立軸,詩集中以「我」為標題的詩就不在少數,這在詩人中應該並不多見。話雖如此,真要統計的話,詩中的「我」字未必多到失常,顧城的詩給人以「我」立導的觀感,或許是因為以「我」作主語或判斷或抒情的語句尤其多,這樣的「我」與其說是一個敘述主體,不如說是支撐詩歌的工具,在各種修飾形容下變化無常,缺乏一貫性。因此,這個「我」可以是「一名列兵」,可以是「一個任性的孩子」,可以是一個「老人」,可以是「盲人」,可以是「路」,重要的是,這種種不同全都可以納入到「我」的主詞之中,結合後期詩中常出現的「你」,便可說「我-你」二元敘事是顧城詩中慣用的結構。此外,除去一些寓言詩,顧城的詩很強調主觀視角,意象的使用和結構的排遣都很個性化,或許整體的碎片感就是因此之故。當然,這樣的特點僅限於詩藝本身,若說以此延及詩人的身世和行為,不免牽強附會,相反,或許正是顧城本人「自我中心」的行為和公眾形象在他的詩作上附加了自我中心,耽於幻想的標簽。事實上,縱是在前期詩作中始終保持大寫的「我」、足有萬均力量的主體,在後期詩作中也逐漸消隱乃至徹底失蹤,在著名的《墓床》中,「走過的人說樹枝低了/走過的人說樹枝在長」——寫下此句的顧城幾乎已在無我之境。由此可見,顧城的詩總在探索雕琢之中,他筆下的「我」自然不會是固定不變的自我,不會是單調偏狹的「我執」,而是詩人探求的起點與方向,我的顯現或缺席反映了詩人的情感歷程。
然而,「我」的確反映了顧城詩中的一個基本精神,也可說是無可逃脫的精神囚籠,那就是矛盾,上文論及個人與社會與時代,理想與現實的矛盾,而這種矛盾實則更深地扎根於詩人的內在,他的自我認同便是自相矛盾的。對立的兩種自我意識同時無意識地展現在詩中,因而詩中的「我」時而是驕傲自適的大寫主體:「我要跑、要叫」,要「編織一對巨大的翅膀」,宛然是世界的主宰;時而又是「一個凡人/不能再向前行進一步」,「將被世界決定/卻從不曾決定世界」且想要「在一個童話中消失」,這樣被動消極無力的自我,也被顧城敏感地寫下。前一種「我」是孩童式的自我,似乎仍沉浸在母嬰二元結構之中,幻想著全能的自身;後者則是脫離自己的孤立空間,面對社會之復雜的無力彷徨,感覺自己在外界的符號秩序下遭受形塑和捶打。在顧城的詩中,「我」之後最常跟的動詞一是「相信」二是「不知道」,這兩個背反的動詞正反映出顧城面對自我價值與世界/社會價值矛盾時的二難困境,他「相信」著自身,但面對世界時,他又發現自己一無所知。也許這樣的矛盾足以使人瘋狂,但須知,顧城對這一點畢竟是有所把握的,盡管這種覺察並未挽救他於悲劇。
自然,談顧城的詩也不能回避顧城其人。自我中心,倘輔以一套嚴格的自律道德原則,便可被稱為真誠坦率(如作特根斯坦),倘無成熟心智的約束,便可能造就惡魔。我無法判定顧城是前者還是後者,因為那些舊事已蒙上過重的陰霾,早已無法探明。歸根結底,生者別有用心地搜集瑣碎且真假不明的細節,拼湊出貌合神離的所謂真相,不過是在貫徹自己的想象和信念,在自欺中達成品評歷史的自我滿足,這種事不關己的審判者眼光多少是動機不純別有用心的。最為奇怪的是,後人用他的死讀解他的一生,好像他的一生都是為這異樣的死的預備。而顧城本人應該不會在意,他說「我不代表歷史/不代表那高處/發出的聲音」——這大概就是他的態度,歷史如流水而過,往事撲朔迷離,但他的詩與詩中情感仍在此,顧城的「我」甩掉了社會、時代、現實的包袱,卻在文字中站定腳跟,因而重獲了彌足珍貴的輕盈,或許現在仍飄浮在上空,歡笑著看著世界。
明確地說,我持的態度是:作家與作品應當分開來看,不應在作品之中混入過多外來的雜質,反過來看,也不應以作品評判作家在寫作之外的生活。所以,我畢竟不能將詩中的顧城與現實中的顧城相等同,對於後者,我一無所知,或者說,我決定一無所知。所幸,顧城或許早已料到自己的死亡,他的一句話恰可以作為最貼切的悼詞,也適於用作本文的結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