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革命》

採用一種東拉西扯的聯想式寫法，結構雜亂無章，但字裡行間絕不乏真知灼見，很有啟發性。概括來說，前三章通過將美國革命同法國大革命作對比來闡明革命的本質特性，揭示兩類革命的根本差異，後三章具體解析美國革命的立國理念和政治基礎，說明了美國革命成功的條件與意義。

如果說法國革命源於苦難和匱乏因而以社會問題為關注，那麼美國源於對自由的熱愛因而以公共幸福為目標；如果說法國革命依據脫離現實的理論沉思，那麼美國革命便依據於獨一無二的切身經驗；如果說法國革命被泛濫的激情裹挾複又陷入必然性的泥潭，那麼美國革命因建立持久制度的基本方針而能保持冷靜審慎；如果說法國革命對「自然狀態」的崇拜喚起了「對抗必然性的原始暴力」，那麼美國革命則是發現了「自然暴力的對立面」，以權力的積極形式構建真正自由的政治實體；如果說法國革命在對偽善的極端懷疑中激化矛盾，自行崩潰，那麼美國革命通過承諾、誓願、締結契約，「以人類的世界性將人從人性的陷阱中拯救出來」；如果說法國革命將絕對權力賦予人民招致恐怖統治的絕對暴力，那麼美國革命將法律與權力分離，建立起聯邦體系，故能避免惡性循環，亦為新的秩序奠定開端。

美國革命脫胎於得天獨厚的社會條件、獨有的殖民地政治經驗和國父們審時度勢、深思熟慮的品質，種種不可復刻的因素使美國革命「在別人失敗的地方大獲成功」。這種成功並非憑空而來，而是根源於古羅馬的共和傳統，正是對古羅馬秩序的「重建與復闢」使美國革命得以掙脫絕對性和必然性的悖論，讓「偉大時代重獲新生」。美國革命建立了嶄新的秩序，可就在新時代的曙光下，輝煌的革命精神被遺忘為「失落的珍寶」，革命時自發組織的委員會被現代政黨制度取代。在本書結尾，阿倫特論述了委員會鼓舞公共意見和公共行動的政治優勢及「協調平等與權威」、建構自由空間的潛能，她的政治主張在此昭然若揭：「城邦[…]它讓生命充滿華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