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與政治之公共性
這場訪談其實並沒有講到多少具體的、實質性的內容，但它有力地傳達了一個核心理念，這一理念雖在當今的社會現實之下顯得超乎尋常，但本應是對任何一個理性思想者來說不言而喻的，那便是：任何一個人都應有充分的機會，按其自身的期望(不論多麼離奇)去發展自我，其自由發展的條件必須由社會予以保障——這正是自由的現代社會應有之義，若要恰當地概括，那便是對人之多樣性的尊重和信賴，唯當個人憑自身意志發展，才能匯聚成健全社會的穩步向前。
那麼，問題就在於：為什麼這樣天經地義的社會原則，在當今變得不現實，即使被人反復重申，卻始終無法付諸實踐呢？林小英教授以實例指明了這種現狀的一個成因：校長們知行不一，是因為他們要基於現實考量規避風險。這個原因非常實在，照這個答案，我們也可以給當下教育體系中的每一個人群找到對應的理由。這些理由，匯集起來的確能解釋教育變革的止步不行，但拆開來看，卻又太鬆散太單薄了。其直接結果是責任的分散化，社會的各個組分只是維持現狀，凝滯不動，任何行動都攪不起一絲漣漪，每一個體的行為都對會局造不成些許影響。這種觀點抹消了現實革命的可能，反而將局勢解釋為一潭死水，社會問題也變得越發朦朧，沒有抓手。因此，我們需要轉換視角，跳出局部，審視全局，在具體分析陷入僵局時，我們可能需要一些形而上的啟示。
首要問題是人的多樣性與社會評價標准之單一性的矛盾，這一矛盾的根源根並不在社會領域，而在政治領域。人的多樣性，依阿倫特之見，僅僅體現在「行動」之中，這種「行動」絕不僅僅是經濟行為、日常生活或文藝創作，而必須是政治行動，是介入人類事務領域，參與進公共生活的決策、審議、協商之中，人的獨特性和能力只有在這種公共事務中才可能實現。公共生活的必要前提是公共空間(「空間」在訪談中多次出現)，倘若沒有空間，公共事務便淪為空談。一個適當的政治空間應當是均一的、無所不包的中介，其間的阻力越小，公民的行動自由就越大，也越是能自發地運用其智慧，勇於提出意見，以每一個體的有生力量開創出新事物。在面向身份對等之他人的表達中，個體的多樣性就體現出來，公共幸福和公共自由也在同一時間達成。
阿倫特所論述的美國革命就是這樣一場追求自由的偉大革命，其基本精神乃是構建上述公共空間，調動人民參與政治事務，革命期間的自發形成的委員會正是這一精神的體現。如今，盡管革命精神早已被遺忘，美國至少還保留了公民參與政治生活的途徑，不論怎樣，一名成年公民都是一個選民，需要承擔相應的政治責任。反觀我國，政治是從個人的日常生活中完全抽離的，對一個普通人來說，他的自由僅僅是私人生活的自由，一定程度上不受濫權躁躪的自由，卻根本沒有公共自由的觀念，根本沒有運用自身權力的自由。自小農經濟時代至今，政治在日常中的缺席對國人來說是習以為常的，在這一傳統下，人的生活可說是不完整的。公共生活經驗和運用自身理性參與決策的觀念從來沒有進入普通人心中，由此便有了「獨善其身」的主張，便有了魯迅講的「想當奴隸而不得」——一方面，我們從來沒有過公共空間，另一方面，即使有了公共空間，我們恐怕也會在門檻處畏縮不前。
誠然，在當今時代，有許多自以為對政治了如指掌的人在酒席飯桌上對時事政策大加評點，但他們的議論中總有種戲謔和事不關己的意味，似乎已把毫無權力的妥協現狀當作前提。自上而下來看，國家控制人民的手段即是雙管齊下，一方面阻塞了公共決策的途徑(對非國家控制的集會和政治團體明令禁止或嚴加控制)，這是社會現實層面，另一方面則是觀念上的，這就回到教育的話題之上了：自幼起，教育體系就不斷地將政治妖魔化，在課堂上，政治被各種名詞的堆砌抽空了意義，變成了空洞浮誇的口號，學生往往忽略，政治本質上是(或應當是)一套邏輯嚴謹、協調各方自由的體制，對國家的穩定不可或缺。對這一本質的忽視使學生過早地對政治喪失了興趣，「政治」變成了單方面的「治理」，或是某種庸俗的升官之道。由此一來，改變現狀的觀念性基礎也被抹殺了，維持現狀的基調便已打下。
政治與教育的關聯，一方面在於政治體要借教育維持自身的統治，另一方面在於政治與教育本身的同構性。學校本身是社會的縮影，有其內在的權力結構和政治經濟關系。在這種理解下，學校內的官僚體制與校外的官僚體制之相似性就不足為奇了。分工明確、層次分明的科層制吞並了整個社會，學校是其最典型的表現形式，整個學校被以一種嚴整的組織行為邏輯轄制，上至書記領導，下至每個學生，全都被凍結在指定的空間中。不錯，這裡又回到了空間的問題上，學校本質上就是一個公共空間，但它不是上文論述的那種自由流動，承載公共生活的空間，相反，它被切割成無數個格柵，每個人對號入座，接受自上而下的統籌安排。空間的分明整齊明確了上層決策機構的絕對權威，任何對空間秩序的突破都被認為是對統治力量(集權主義)的一種冒犯，這就是為什麼學校要求學生中午必須回教室自習，不是明面上說的「便於管理」，而是要讓管理的權威在學生理所應當的接受下常規化、永恆化。(時刻表的真正作用)
這樣冰冷靜止的空間將充滿熱情的公共生活空間排擠出公共視野之外，一定程度上也造成了原子化的個人，人與人之間的世界逐漸荒漠化，個人意見被機械計算的政策取代，個人行為被無感情的律令束縛。這一種狀況在學校中就已成為常規，自然會伴隨個人走向社會。而學校中的這種專制卻又顯得再正常不過了，學生被視為幼稚的，心智不成熟，無法自行擔責，或說得更明白些，我們「尚沒有民事責任能力」(如林小英在訪談中提到的)，因此，必須有一些精明能干的成人代我們進行決策，他們有權把控我們的現在和將來，而我們自身則缺乏自覺的行動能力。舉例來說，我一向認為處分的下達相當不合理(我主要指流程)，整個過程就是一群領導在黑箱之中進行探討，被處分者和其他學生都置身事外，最終處分下達，便有萬鉤之力，不容否決。這相當奇怪，好像學生不是學校中的一份子，而只是附庸和奴僕，沒有權利要求參與行政決策(所謂學生會不過是一個幌子，從來不能真正介入學校事務)。在我看來，這類學校事務的處理流程應當以公開透明為原則，至少必須保證學生的知情權。
學生與校務決策的分離，培養了學生事不關己的「品質」，而當實情被掩瞞，學生之間就形成了信息差的不平等性，通過社交網絡形成多個非持續性團體，更加劇了學生間的分裂。如此分裂之下，學生守住內心，安於自保，又談何有生力量？何來公共領域的一致行動？如林小英教授提到當年的食堂罷餐事件，在當今幾乎不可能發生，那種事件的自發性和極高的組織行動效率實在令人驚嘆，有一種一致的共同體精神推進他們的行動，而現在的學生更多只有無奈和慚愧。
在這種意義下，學校政治的絕對統治手段是極高明的，它謀求的不是一個統治者的權威性，而是一種制度的持續，在這種政治模式中形成的壓迫等級結構，並不是「精英」對「下屬階級」的宰制，而是一套體制對領導和學生同時規范化，制約其行為。這種體制臣服於機械必然性之下，即是對自由和偶然性的絕對排斥，它也是在隔絕公共自由之後(私人自由在政治上幾乎是無力的)才得以成立。但從人的角度看，這單純的體制又是弱不經風的，倘若沒有被轄制者的「心悅誠服」，倘若人民在其中被逼至極限，他們便會揭竿而起，即使不能以理性奪回主權，至少也會用無端的暴力將秩序攪得一片混亂。藉布爾迪厄的場域論來說，競爭場域的符號規則終究是主體制定的，而每一個能動的場域內的競爭者，同時都是一個能動的主體。然而，如今這套體制確實根深蒂因，這與它的擴散范圍，復雜社會效應不無關系，最重要的是，它以私人利益的幌子分散了眾人對公共生活的注意力，當一切思想行為都轉到內向，歸於自我的思辨和掙扎，內耗就開始了。公共領域一片死寂，因為每個人都封住了自己的門。守舊、自保和對革命的畏懼，這一切都在拒絕新秩序的可能。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如今的種種手段恰恰說明這套體制自身的膽怯，它馴化觀念、分散力量的努力實際上來源於對革命的恐懼。而理想的教育正是一種革命，確切地說，是一場解放。相隔大西洋，與我們命運相近的國家巴西，早在50年前就有人提出「教育即解放」的口號，引領了教育的新一輪大變革。保羅·弗萊雷，這位偉大的批判教育學家強調了教育的實踐性和政治性，自實踐來看，教育應以提問式啟發為主，引導學生成為積極的知識構建者，自政治來看教育在交互過程中完成自我實現，成就了被壓迫者的解放。在我看來，這種教育形式與阿倫特的政治訴求是一致的，教育應當成為一種雙向的、交互的、生產性的活動，它本身亦是一種政治(廣義上講，即一切關乎共同體事務的)活動。在這種教育模式下，積極的行動獲得了自由，便展開了無限的可能性，人們在多樣發展中觸摸到各自的希望。
在訪談的結尾，林小英教授指出教育的兩大原則：基礎性和預報性，她似乎更強調預備性(為勝任某種工作的能力)，但我認為基礎性更重要。什麼是基礎？我認為，使人成為人的便是基礎，它應當包括對個人、社會、自然界和政治的基本認識，基礎教育不只讓人學會「做自己」(一個消費主義常用口號)，更要讓人成為一個政治意義上的自由人，唯有如此，一個人才能擔負責任，成為健全完整的人。而預備性教育，盡固然為個人的前景發展，職業分工奠定基礎，使人得以多元發展，但倘若此前此人並未成為一個真正獨立自主的人，他恐怕仍會在錯綜復雜的分工體系中失去定力，面臨異化的危險。
這篇似乎又有些空想了。但確實是我由切身經驗引發的一些思索的匯集，學校的許多政策令我感到莫名其妙(例如，最近又要求中午到班點名，像戒嚴令一樣)。但仔細想想又有其道理，就這樣想著想著，便匯成我對現在學校體制的基本認識了。本文中的政治哲學觀點基本出自阿倫特，確實過於理想化，但政治哲學，在我看來，就是一種希望的哲學，沒必要因為脫離政治現實而大加指責。我對教育學研究不多，此前讀過伊萬·伊利奇的《去學校化社會》，最近在讀《被壓迫者教育學》，感覺批判教育學是相當有潛力的理論，在國內這樣冷門，主要大概還是因為政治因素，這樣一想，又覺得希望渺茫了。
但是，將自己稱作「被壓迫者」就有些大言不慚了，相比南美人民，或更近一些，國內較落後地區的人，我們真是幸福美滿的一批人，解決了溫飽竟然還能談談理想談談政治，也無需懼怕秘密警察之流，實在有著驚人的余裕。這種雜亂冗長的文章也是過分余裕的產物罷。我可能得改一改懶散的性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