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情的泛濫

若要理解她的思維邏輯，只需看一個最簡單的實例。在要求學生遵守某項規則時，她不會說明說明這項規則的正當性，而是會以不遵守規則的「長遠後果」而論：現在不服從權威，那麼以後呢？特別是有了家人，有了孩子以後呢？——「你總得服從的」。這不是單純的唯後果論，而是打著「為你好」的名號一路劫持對方的未來，先抽象遙遠的將來景象，再以之回推當下，置偶然性和人的具體選擇於不顧。這種思考方式是總括的、透視性的，一眼望到底，用自以為的必然性和所謂常識將對方的一生悉數勾勒——這種看似前瞻的「深明大義」，其實不過是由狹隘的短視和根深蒂固的偏見構成。

這種思維，寬泛地說，其實是一種共情的泛濫。她不與具體的每個人共情，而是與常人之標準共情，且默認所有人都具有相似的共情，都將有符合標準的人生軌跡，任何一絲偏離都被視作異端。泛濫的共情，實質恰恰是自我中心的無法共情。僅僅是不加審思地將主觀臆斷強加於他人之身，看似表達自己對他人的理解，實則是藉子虛烏有的常人之形象來合理化自身行為，迫使他人「理解」自己。她自願充當那毫無特點的標準人，由此僭越常人的話語，以「過來人」的口氣大言不慚地談論社會規則、普遍現象，每個人在她眼中都能以同一公式套用，任何人在她眼中都歸屬於同一個范型。無疑，標準人具有將他人視為與己相同的均質化傾向，忽略一切差異性多樣性，以單一經驗去訓示、教導他人，正是這種均質化給了她「分享普世經驗」的底氣。經驗之談正是在這種意義令人厭惡，獨立主體在他人經驗向個體意識施加壓力時感覺到被侵犯；而庸俗之人享受這種侵犯、鼓吹這種侵犯，並在雙向的認同/被認同中互媚。

同時，這種泛濫的共情、隱微的話語權力融化在漫不經心的言辭中，以一種軟糯的幽默掩藏其鋒芒。這樣別有用心的表達方式成功規避了可能的反抗，任何嚴肅的反駁都會被指責為上綱上線，開不起玩笑。她用戲謔的語調鎮壓嚴肅性，將討論化為輕浮的戲耍，這種手段堪比釜底抽薪，在抗議之聲未起時便預先扼殺之——當反抗的對象變成一團難以名狀的迷霧，任何批判都無法觸及要害。對於這樣一種玩弄模糊性的把戲，唯一的抵抗手段或許是回應以同樣的反諷饒舌。但眾所周知，反諷是貧乏無力的，僅僅投入一場共同默許的遊戲，內在越軌對已然的權力落差無能為力。在兩相妥協中，麻木，作為權力宰制的核心手段，最終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