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相、真理與成真
推理小說最註重真相。偵探在迷霧之中捕捉最微末的線索，在有限的感知之下以理性作出精準的判斷。隱秘的證詞在他腦中螺旋升騰，事實的否定和排除連番上演，當隱晦的細節被揭示到不分軒輊的陽光普照之中，當破碎的片段連綴起完整的事實序列，名為推理的論證便已完成，案情的全貌終於顯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可置疑的唯一真相隨即降下命運註定的公正裁決，偵探亦可說出他高傲的信條：「真相永遠只有一個」。
真相只有一個嗎？對小說中的偵探而言自然如此，因為唯一的真相早已預先排定，而偵探也被事先賦予了洞穿案件的僭越特權。隨小說劇情發展，偵探的有限視角在不知不覺中置換為作者的全知視角(同時這一視角被毫無保留地呈現給讀者)，客觀凝視取代了主觀經驗，案件的解決並非依靠偵探的推理能力，而是在某種機械降神式的場外意誌之援助下達成的，先前收集線索的艱辛過程並不是偵探發現真相的條件，而只是為了使真相的發現合理化，是迫使讀者帶入主角視角的手段，它掩蔽了視角偷換的秘密運作。在小說的結尾處，偵探揭示出邏輯上毫無悖謬、合情合理的真相，但這種真相是刻意構造且完全偶然的，它的真實性僅是源於作者提前構思了這一個「最佳的」真相，換句話說，所謂唯一的真相不過是作者視角界定的真相。如果作者能將小說寫得連貫流暢、循序漸進，給予作者逐步搜尋真相的代入感和刺激感，那麽他便成功了——真正重要的不是邏輯的完善、詭計的精巧或事實的驚人，重要的是這些預先鋪陳的設置在合適的時機展示在眼前。這一目標的本質動機是「控制」，作者必須時刻控制讀者，讓真相在流動的劇情線中滲透，同時隱而不露地重申作者敘事視角的權威性，真相和「真理」由此在封閉場域中合而為一。為完成作者向讀者的視角「篡位」，小說家用盡種種手段，權力因而在小說中從不缺席——即便如此，讀者也未必買賬。
現實從沒有推理小說中的完整事實和一致同意，事實往往破碎淩亂、無始無終，沒人能投諸協調的透徹洞察，更不可能訴諸一個敘述者的權威。每個主體的生存形式都意味著一個被主觀視角切割的世界，無數視角化的現實纏繞成難解的扭結，同一個事實因而被賦予過多的解釋潛能，真相膨脹、增殖，誘發權力的碰撞和爭端，於是永恒靜止的真理便被引入公共話語之中，對真相進行匡正。談及真理，首要的標準總是「正確」，這意味著價值考量的引入，真理的本質不是對真相的符合，亦不是實用主義地包納或預測真相，相反它與真相展開本位之爭，目的是使真相服從於真理的篩查、遴選和組合，以求一種整全的集體認同，從而使個體服從於集體現實(特別是道德現實)的支配。在另一方面，對真理的認同又首先建基於整全且現實的意義共同體之上，這種共同體預先決定了真理的可信度、有效性和「正確性」，亦即確認了事實之真理性。如果你相信實證科學中存在真理，那麽你已首先承認實證方法論的權威性，這種權威是由現代理性社會的意義共同體給定的，其真理性預設了對實證性的信仰。
現代人承認「日心說」是真理，只是具有「時代局限性」，那麽，為什麽中世紀神學不是局限於時代的真理？為什麽它就註定背負黑暗之名呢？——為什麼布魯諾說出他的所謂「真理」？不是因為科學之「真」，而是因為他的(異教)信仰——沒有人真的為真理而死，恰恰因為科學已成為現時代的權威標杆，我們才默認他為「真理」葬身的偉大。中世紀人對上帝的信仰與現代人對實證科學的信仰沒有根本區別，兩者都是缺乏根基的，新時代的觀念革新與文化轉型將舊時代的真理貶抑為異端邪說，在這種社會意識轉變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新真理對事實符合性——或謂之曰真理之真實性——的增加，而只是因為它更契合新的意識形態，在構築社會建制層面更為「正確」。歸根結底，在背後運作的是權力，知識與權力結為同盟，對知識的掌握就是對權力的掌握，對於真理則更是如此，它是一種最為強力的知識建構，控制了真理，便卡住了社會共同體的咽喉，便控制了眾人——主體對真理的言說就是對他者的權力統治。於是我們看到資本主義如何以發展之名用大工業生產葬送工人的人性，理性如何以文明之名對非理性實行禁閉，國家如何以正義之名屠戮，社會如何以人道之名監控個體生命——而眾人只會將這些視作向來如此的永恒真理。
問題就在於此，真理是不容置疑的，它通過埋葬自己的歷史僭越了永恒，時間上無始無終、空間上彌散不盡的真理意味著權力的永恒在場，永恒支配。此時唯有真相可打破僵局，這是因為，當真理否定真相時，真相也成為了真理的否定。當代哲學家通過對真理的嗤笑解放了真相：黑格爾足以統攝一切規律的辯證體系被尼采攻擊得體無完膚，「沒有真理，只有闡釋」成為多元單義論視角哲學的格言；福柯嘲諷傳統歷史學家的「求真意誌」，而要「將闡明我們所思、所講和所為的話語實例視為諸種歷史事件」，發掘「支配人類話語的匿名規則」。膚淺而非反思的決定論歷史真理終於在回溯的批判中化歸為歷史真相的一部分，後於真相且由之決定的真理隨即喪失了超歷史的審判效力。個體意識覺醒對集體共名的沖破使真理觀念由建構轉為解構，意義共同體逐漸消融於沖撞不休的話語之中，現代性的異化和疏離使個體遁入主觀視角之中，這便是利奧塔所說的元敘事的崩潰，亦即所謂的後現代狀況，一種虛無主義在這一歷史進程中占據主導。真理標準之共識的缺失抽空了任何論斷的意義，揭示出的真相亦顯蒼白無力，宣揚解構的理論家承認其觀點的視角性，換來「一切闡釋皆許可」的語境，理論逐漸成為相對主義的狂歡，零敲碎打的反諷、隱喻、「批判」層出不窮，卻逐一化作內在逾越，與權力進行一場危險的調情，隱匿了現實矛盾的緊迫性，看似消解一切的激進最終反而成了維持現狀的裹足不行。
同一時間，另一批理論家重新拾起舊式的真理，打算重構一套無所不包、複雜晦澀的決定論體系，以從無序的視角迷亂中掙脫。他們的做法竟是實證科學方法論在人文領域的移植，要求總結、歸納、推理，猶如在散點圖上擬合曲線，總要解釋更多現象、更多效應。這種方法大抵類似於手段高明的偵探，穩坐安樂椅之上，憑借對現象的細致觀察，足不出戶便可針砭時弊，致勝千裏之外。他們在現象之上總結出一個個刻板僵硬的解釋模型，構造出一套套龐雜冗長的體系，仿佛小說家排布疑案現場，不遺漏任何一個細節。然而當他們用這套理論批判社會現實，謀求變革時，竟從自己苦心建築的真理大廈中推演出「革命必敗」的灰暗結論，於是他們輸了，行動死於繈褓，可這竟反過來證明了理論的永恒真理性——恰如兩頭下註，他們的輸斷定了他們的「贏」。他們的真理難道真的具有真理性？不，那只是另一種視角化的真相罷了，所謂宏大敘事的誕生總是伴著陰險的目的，即學術權威的壟斷和維持，權力在其背後瘋狂地獰笑——多麽偉大的投機，他們用真相套取了真理，重又占據了精英特權的制高點！在自詡激進的同時，那種精致易碎的所謂真理早已自降批判銳度，安樂椅批判家沈淪於屍位素餐和話語霸權的享樂之中，成為了濫情的保守分子。
這就是為什麽執著於真相的病人與自以為用客觀真理療愈病人的「醫生」都是神經病，他反復述說的真理不過是另一種真相、真相的延申，早已束縛在真相之中，其背後是同等的空洞無聊。進一步講，真正的醫生難道就不是神經病？他不過處於另一種神經癥之中，言說另一套癔癥話語，恰巧他被一個實質性社會共同體接納，便因其身份獲得了實施支配、言說「真理」的權力，當這個共同體被揭穿其中的敗絮，這種真理便會顯出其本性的虛無。根本原因在於，這種真理在靜止勻質的一維世界抹消了運動的潛能，它沒有掙脫視線的枷鎖，更沒有超脫名為日常的牢籠。
在哲學中銷聲匿跡已久的真理，終於踏著主體性的黎明重又登上舞臺，但它早已改換了面目，不再以既有秩序的維系者自居，更修正了其本性內核以承擔新時代交予它的使命——它終於成為了哲學的真理。齊澤克說：「哲學是陷入『視差』之域的人的所思，自誕生起便寄身於各種實質性社會群體的間隙中」，正是在間隙中，在備受冷落的夾縫裏，在裸露而荒蕪的實在領域內，真理在渾厚的大地上紮下根基，終於找尋到沈默的基點。異域的審思賦予它超脫的視野，它向秩序提出不合時宜之問，隨即超越時間，化作劇變爆發的奇點、歷史斷開的裂口，粉碎當下之日常的每一塊精美的玻璃，如升起的海浪向天空迫擊。它同時獲得了永恒的意義，即永恒的質疑和反駁，亦即永恒的批判。這種真理絕不是實證科學或傳統歷史學的「真理」，它不是靜止不變、統攝萬象的，相反，它是動態的、生成的，始終變動不居；它更不是真相的延展，不是由統計歸納而來，相反，它是反真相，是對真相的否定，而由於真相本就是對實證真理的否定，新的真理最終是認識領域的二次否定，它既解放了真相，又解放了真理。巴迪歐認為存在四個生成真理的場域：數學、藝術、政治和愛。數學從自然中抽象而來，但當它完成這一次升騰，就不再是實證規律的一部分，它否定物理世界的諸多復雜，構築簡單而美妙的世界模型；藝術超脫於生活的日常，以觀念組織成超越現實的美，表達對超越和無限的渴望，它是對現實的否定；政治始終在自我否定，動態多元的反抗力量將其推向解放的方向，它向應許的未來進發，展開人類歷史長卷；愛並非對同一的追求，而是在絕對差異下向同一個目標的協力進取，愛之人給出自己的殘缺——這就是真理，它是永在前路等候的應然，亦是曾被罔顧的原初本真，它不需要社會共同體的意義饋贈，因為它的價值就蘊於永恒的運動、差異和多元之中，無論在什麽時代，這種價值首先是人的解放。真理撕開符號偽飾的裂口，綻露出燃燒烈火的原始空無，那種名為「真理」的權力便在熊熊火焰中燃燒殆盡，隨之而來是無限的革命潛能。
革命的成功從來不能預先證實，革命的條件總不會預先充足，只有在革命爆發之後它才回溯地成為充足的。號稱真理的融貫理論可以無數次憑其推理宣告革命必敗的事實，但當事件突如其來的降臨劃出破曉的黎明，當歷史一分為二，世界為之煥然一新，我們才終於看見那種變革的必然性，新世界的秩序連同劃分兩極的界線將作為真理被銘記。革命的本質是「使成真」，所以當解放的革命到來之際，真理便已自賦意義，不再困頓於現狀的囚籠，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巴迪歐要求我們堅執於真理，忠實於事件本身。牛頓力學自然是真理，但它的真理性不在於實證解釋框架的完善，而在於它創造了一種新的世界觀，奠基了一種新的世界秩序，理性隨之將人從蒙昧中解放出來。福柯歷史學的真理價值不在於某種新奇視角的使用，而在於他徹底顛覆了審視歷史的視野，他用空間思維取代時間思維，完成了歷史軸向的重構，從時代和理論語境決定的視點中超脫出來，那是一種來自遠方的回眸，是對歷史細微脈搏的體察，他以域外的視角重審話語的形態，完成了對知識的清洗和對子虛烏有之罪名的洗脫，於是知識從理性的奴役中得到解放。在這種真理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異域的探索，在反轉、質問、審思、非理性之中，人把握到真理的可能與現實性，更重要的是，這種探索首先源於主動走出日常，踏入異域的那種求真實踐，這一種逆轉出自於「使成真」的意誌。這意味著真理同時是對認識主體自身的解放，它要求一個有決斷能力、自主選擇的自由主體的存在，這樣思考著的人主動走出黯淡的窠臼，步入明晰的陽光，即便回到洞窟之中，也終是帶著快慰。真理不止關乎世界，更關乎「我」，自我的求真意誌正是真理生成的永恒驅力和真理價值的終極源頭。
真理是域外的思考，這意味著超脫，真理是「使成真」的意誌，這意味著實踐，與柏拉圖的洞窟之喻何其相像，仿佛跨越千年的又一次對話。然而兩種真理的本性終究不同，它不再是超越自然現象的神聖理念，而是根植於人的行動，逐漸成了實踐求真的同義詞，真理首先是求真的理想，它的核心是革命的驅向和成真的希望，真理性即是解放事件的現實性。柄谷行人評價維特根斯坦：「他想走到外部，卻發現走不出去，他已經在外部了」，在求真之路上難免破壞與顛覆，甚至同自身搏鬥。而唯有求真的意誌絕不可無。
雷霆終會撕碎黯淡的長夜，驅散無力的真相的夜霧。真理降臨在大地之上，歷史將在真理之上展開，於是對事件的忠實將得到應許的回報。
ZC要求我「從各色哲學家的理論包裹當中走出來，明確表達自己的立場和態度」，然而我的態度，或者說「元態度」就是從哲學家的理論闡發中挖掘「真理」概念的源起與變遷。第一個思考真理的人是哲學家，此後真理之觀念的流變也總始於思考哲學之人的敏銳洞見，我的寫作目的就是從這段歷史中梳理出概念嬗變的脈絡，給出我對命題的完整理解。脫離理論語境，以即時的主觀臆斷僭越厚重的歷史沈澱，仿佛這一概念徹底現成，無需反思，進而在真理的流俗界定下展開愚不可及的辯論，這種態度不是求真，而是狂妄——恕我不願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