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辯論

讀拉圖爾的書，難免要驚訝於其視角的新穎獨特：蘇格拉底的公理或卡利克勒的強權始終占據學者的論爭中心，他卻從兩種立場之外發現了雅典民眾——擂臺上的雙方萬眾矚目，臺下的眾人卻隱蔽於主流視野之外——切近的現實恰恰成了最為疏遠的。在他活潑風趣的語言中透出敏銳犀利的審視目光，正是在這種目光下，理性與非理性都要接受審判。康德的新形而上學方法論也是如此，既反駁獨斷論，又反駁懷疑論，永遠保持反思的審慎，是為理性之批判。

我向來厭惡辯論，因為辯論恰是前反思的。誰不喜歡論證？用源源不斷的論據證明結論以彰明自身的正確，駁得對手無言以對，誰不為此心潮澎湃？當兩個人持著相反的觀點卻又抱著同樣的念想，辯論即刻開始。不妨假想一次典型的辯論：針對叔本華的鐘擺理論，一個人結合生活經驗，嗤笑理論的荒謬，他在欲望滿足時不是明明確確感受到了快樂嗎？他的對手便可以說，此人感受到的快樂不過是一場幻覺，其後更大的痛苦才是實際的。這段對話本身就十足荒謬，或許適宜寫進相聲的劇本。細考察之，不難發現這種不著邊際背後的原因。爭論的兩人根本沒有進入理論語境，而以日常語言解釋哲學概念，其結果自然是毫無深度、缺乏根基的自說自話，先行的立場早已決定了結果，兩人的認識沒有在交流中得到絲毫加深，爭論註定不歡而散。相反，如果我們透過歷史尋覓理論的背景和基礎，那麽理論的思想淵源及現實成因便一目了然，理論在其歷史中被把握，其時代局限也同時得到領會，從自然觀點出發的盲目揣測和主觀臆斷不復存在，融貫的理解方可達成。例如對叔本華的「反目的論」，只消在哲學史中了解其前承與後啟(必須是哲學史，而不是膚淺的「個人氣質」)，便不會再為之感到訝異。對上述兩種態度，我們可以援引黑格爾之問：誰在抽象地思考？答案一目了然。

具體來說，辯論有兩個最大的弊病，事實上都源自於辯論的第一原理——限定立場。首先是雙方立場的極端對立。辯論必須激化矛盾，唯此方可論輸贏，這種立場分裂導致觀點的極端化。在有限的時間中，一方固守其觀點，毫不妥協地堅守陣地，他所想的總是巧用辭令，駁倒對手，而非對所辯之點加深認識。認識上的疏忽與單純求勝的欲念使雙方不斷提出質疑，指摘概念，結果往往是以獨斷論反駁懷疑論，以懷疑論反駁獨斷論，自持的反思之念早已拋諸九霄雲外，立場在先決定了一切。而倘若觀點在論述中趨於磨合，不再能展現立場之別，那麽辯論就失去了意義，求勝心切的辯論者必然為杜絕此種狀況而時刻調整觀點，以使雙方立場斷不可重合，論點就在這一過程中漸進趨向極端。因此，純粹之思不可能在辯論中達成，在辯駁中反復上演的只是強大聲音對微弱聲音的吞噬，思之制衡在嘈雜中斷裂為萬千碎片，廣博之平面凝縮成一維的線之兩極，最初的立場分隔斷言了最後的立場分隔，枉費口舌終究一無所獲。

立場的明確性恰恰賦予概念以相對性。單憑立場終究無法決出勝負，在辯論中取勝的關鍵並非論據的充足，而是在概念上巧設偷天換日之局。盡管辯論之初即要求概念明晰，但日常論爭中的概念毋寧說是最為模糊的，這首先源自於論點所要求的幾乎對稱的合理性和可論述性，作為辯題的命題必須具有足夠高的概念包容度和靈活性，這為概念偷換提供了空間。辯論與其說是既定概念之上的演繹分析，不如說是對概念本身的拉鋸戰，雙方在概念空間中劃定國界，割據一方，便成為概念之橫征暴斂的國君。雙方在概念邊界短兵相接，正是視情況而掠奪概念為武器，所征伐的，也正是對方的概念界定。為此，絕對互斥的觀點同時建立在不確定的基本概念之上，因而獲得了相對性，甚至時而互滲，這種相對性無疑是獨斷論衍生的淵藪。兩種歷史悠久的論調就從這種辯論中產生：一是古代智者的相對主義詭辯術，二是如艾耶爾聲稱一切倫理道德命題不足討論。

其次，在庸俗二分的對立之中，第三種可能被忽視，或者說被掩蔽了。如開頭的例子，被忽略的往往是最切近的情況，被罔顧的往往是最適切的條件，這或許是因為人們習慣於用單一的、割裂的觀點看問題，而當分裂的結果充斥視野時，其本質根本未成問題，當耳濡目染於非此即彼、是非分明的判斷之中時，對未經辨明的概念漏洞之謹慎也已松懈。黑格爾曾分析相互作用的兩概念之關系：若一個人對兩概念的解釋停留在「相互作用」，那麽他根本還沒有進入概念的門檻，兩者在其中得到統一的本質才是真正應當著重考慮的。同樣的，相互對立的概念也將在其本質之中獲得統一，「思辨的本質就是在對立面的統一中把握對立面」，然而辯論者絕不是抱著「把握對立面」的意念思考對方觀點的，他只是搜尋對方論點之中的弱點，「把握」可乘之機，他最終只能六經註我式地將對方論點用己方概念重構，那麽一種統籌完整的領會就絕無可能。

例如在「文化創新有/無邊界」這一對題目中，文化和邊界被作為現成概念被提出，其本質未付以界定，辯論者(寫作者)若不究其概念基礎而投入是非之辯，其闡述必然是不完整或獨斷的。問題的提法首先是不合理的，它預設了存在一種「邊界」，於是即便認為「無邊界」，其論證出發點也是「有邊界」，其真正的邏輯為：不能指出從來不存在(無)一種邊界，而是必須承認可能或實際上「有」邊界，而「不應當」有(並非無)邊界，這種邏輯是首先被問題所誤導的。賦予「邊界」以客觀性是一種誤置具體性，每個人有其自己的邊界之考量，若不先解決個人認定之邊界如何形成社會共同之邊界這一問題，則其後的討論皆無根基。而一旦細思上述問題，人們篤信的邊界是否成立便值得質疑。在此我不想多作闡釋，只提一個問題：文化的邊界是否(何以)有超越權力運作和多數人暴政的價值或倫理規定性？而在另一方面，支持文化無邊界的辯論者標榜創新的勇敢和偉大，當然在這樣自我標榜之時，他們已經承認文化有，或至少曾經有邊界了——他們煞有介事地保留了跨越文化門檻的動作，這動作相當浮誇，而如果根本沒有那個門檻，那麽這就顯得很蠢。當他們事先確認了邊界的合法性，「無邊界」也就預設為妥協，真正的「無邊界」主張應當是——論述所謂邊界的相對性和空洞性。

與辯論形成對照的是對話。對話從不預設立場，相反，它總憑著反思、批判和質疑蜿蜒前進。蘇格拉底以來的對話傳統，自始至終都以反駁獨斷論為要旨，在這個獨斷論隱匿橫行的時代，我們需要的只是這種對話。當辯論使觀點走向分離，矛盾激化糾纏思緒時，唯對話使對立再次圓融。可惜的是，應試教育從來不給對話留下余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