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麻的部屋》
《未麻的部屋》通過夢與現實交錯雜糅的蒙太奇手法再現了偶像未麻轉型成為演員的遭遇。在突如其來的平滑轉場中，驚心動魄的事件排山倒海地襲來卻又稍縱即逝，我們難以在接連的畫面中找到邏輯聯系，只能任由錯亂殘破的敘事將自己推向一個又一個劇情高潮。齊澤克的一句話很適合形容觀影後的感受：「現實被真相取代，主觀視角被客觀凝視取代，我們墜入一個黑洞，看見現實紋理的裂縫。」
奇怪的是，這部以夢境和內在意識敘寫為特色的影片給觀者一種客觀凝視之感，仿佛鏡頭前那些真實或虛幻的人物統統神秘地隱入某個未對象化的偶然性混沌中，沒入色彩駁雜的模糊基底內，因而展現出不容置疑的超越性客觀。當觀眾凝視影片中不可理喻的場景時，場景似乎也正在凝視觀眾，正是在這種相互對峙中，我們察覺了現實的裂縫。
在這些難以名狀的詭異畫面序列中尋找內在的一致性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其中一切事件都以斷片示人。在撲朔迷離中，首先帶來視覺沖擊的是色調的差異和變換：未麻的房間以暖色調布置，而外界空間總被冷色調渲染，然而這種區分遠非涇渭分明，輕柔的橙紅往往在下一秒就被陰冷憂郁的藍灰取代。真正的線索出現在冷暖色調抗衡的夾縫中，那套偶像服格格不入的粉紅色成為了理解影片的關鍵抓手。
一種觀點認為未麻日常生活的瓦解和精神的崩潰源於轉型演員這一事實，在演藝圈的殘酷和私人生活的溫馨之間劃下分界線。在這種理解下，偶像服的粉紅被視作無憂無慮的象征，歸入未麻轉型前的天真快樂之中。事實恰恰相反，當我看見那套艷麗的偶像服時，首先感受到的是惡心反胃：這不是可以融入溫馨橙紅的色澤，而是一抹令人觸目驚心的血色。偶像服是一個造作到極點的吊詭符號，當偶像穿著這種衣服跳舞時，她們成了純粹的凝視對象，她們無需思考，只需被動地充當展覽品。這是對偶像人格明目張膽的肢解，而那種紅色正是靈魂分崩離析時四濺的血跡。一個駭人的場景揭示了偶像與觀眾之間身份關系的實質：一名觀眾在遠處攤開手掌，利用視覺錯覺將舞臺上的偶像捧在掌心——觀眾是主人，偶像是掌中之物。那件妖艷的偶像服喧賓奪主地散發著誘惑，吸引著符號化的欲望，重要的不是偶像其人本身，而是她的衣服和面孔，「穿著偶像服」這一事實構成了偶像的現實性。偶像的假面背後或許一無所有，但她只需為外在表現的行為負責。
當未麻察覺自己的物化，她決定嚴格實行私人與公共的二分：表面滿足觀眾的審美欲求，背後過著普通人的生活，她的精神隨日常的二分而分裂，只是尚未達到劍拔弩張的程度。這就是為什麽未麻在看到自己的日常生活被公開在粉絲小站上時如此驚慌，撕裂開端於分界線邊緣的模糊地帶，那個身著艷服的膚淺而又捉摸不透的表象自我開始向本質自我進犯，風平浪靜的生活湧起狂風暴雨的預兆。
轉型標誌著走進另一種生活，或被另一種生活走進。演員與偶像完全不同，它要求對角色境遇的思考和情感投射，角色成為演員的鏡子，演員在鏡子中窺探自我的境遇，角色的醜陋就是演員的醜陋，角色的瘋癲就是演員的瘋癲，鏡子無法創造現實，它只是揭示現實(這種揭示卻切實地影響現實)。因此轉型並非未麻精神崩潰的導火索，而是對人格既有分裂性的揭示。演員的身份表達了反思的要求，但這種要求對涉世未深的少女無異於謀害。另一方面，觀眾投向演員的凝視與投向偶像的完全不同，如果說偶像的表演是速效的快感滿足，那麽人們對電視劇投入的就是持久的專註和冷靜的理性，他們的視線是穿透一切的鋒芒，時刻鎖定演員的一舉一動。觀眾要求演員創造出虛構的真實，而這是自相矛盾的：演員必須在竭力求真的同時還必須確保戲劇張力，他們要表明角色的虛構性，使觀眾能在驚險之後長籲一口氣而非執迷於虛幻不可自拔。這種要求對演員起了相反的作用，使虛幻與現實的邊界對於演員變得更加模糊。瘋癲的表演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精神病院形成初期，理智者通過配合瘋人演戲來欺騙瘋癲，將非理性納入理性秩序之中，而如今懸疑電視劇中的瘋癲表演無疑是其反語。理智者要求看到在現實中已不可見的瘋癲形象，他們將自身代入明察秋毫的警探，發現真相並譴責、唾棄瘋癲的犯罪者，以此為自己的理性沾沾自喜，同時他們表現出對瘋癲的完全掌控力，因為瘋癲被追根溯源，獲得了發生學的合理解釋(悲慘遭遇、精神創傷)。相應的，演員承擔充當非理性的職責與罵名，成為權力凝視下的犧牲品。當理性者充當非理性者，她就勢必產生身份認同的迷惘，對過往篤信的現實和真理價值產生懷疑。當未麻飾演的角色被玷汙時，她感到自己被玷汙了；當角色精神分裂時，她感到自身也分裂了，因為她尚不能分清現實和虛構，抑或她原本的真實就淺薄得如同虛構。
未麻感到自己被玷汙，而她將一切歸咎於「轉型」的事件本身，為此，她要向促使她轉型的所有人復仇。這種復仇意誌訴諸那個看似清純的表象自我，暴露出讓表象侵占本質的缺口。這種缺口奠基於未麻自身的殘缺，即家庭結構的缺少，影片在她打電話給母親告知轉型的事，而母親對此並不關心。獨居狀態下父母的缺席留下了家庭結構的兩個空洞豁口，空位立即被偶像的「監護人」填充——經紀人是統籌一切、無微不至的悉心管家，象征著慈祥的母性；粉絲是沈默無聲、有求必應的堅定支持者，象征威嚴的父性，偶像與兩者形成統一體，重建了典型監護結構。當未麻的偶像身份被踐踏，一場復仇的殺戮一發不可收拾，「父母」肩負保衛的職責，他們血腥地處決使未麻轉向演員的「罪人」，而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借這種恐怖使未麻回心轉意。影片並沒有言明殺人者的身份，或許是經紀人，或許是狂熱粉絲，或許是未麻，或許是某種程度的合謀，這並不重要。以共同體視角審視，我們可以簡單地這樣說：以未麻為名的偶像共同體是殺人者，殺人的是一種身份、一種無意識，虛構在現實激起了波瀾，其結果無疑亦是真相。
然而這種身份殘骸的威逼終究無法使未麻回歸，失控的「家庭」為收回監管權力、保留共同體結構而不擇手段，當看到未麻自身成為演員的堅定演員時，這種身份認同開始反對自身，並在現實中妄圖毀滅自我：經紀人在譫妄中混淆了身份，她換上鮮紅的偶像服，想要殺死未麻取而代之。這種自我否定和自毀傾向在越界的身份認同下產生，也必然因新身份認同的形成而瓦解，病態的殺意由當下的求生欲化解。未麻最終走出了遲疑的邊界，跨出的那一步使她逃過一劫。此處我們再次看到鏡子的作用，它反射出非人的欲望和譫妄，揭示出現實，經紀人在鏡中原形畢露，盡顯矯揉造作的醜態。未麻救下了瘋癲的經紀人，這不只是出自仁慈，更源於自信的余裕，徹底擺脫偶像的符號壓制和虛假的家庭監管後，她真正走上了自立成熟之路，完成了身份的轉變，只是這種轉變以前史遺跡的徹底消滅為代價(那些促使她轉型的人也是挽留她的人)。十年後，未麻前往精神病院看望經紀人，她已改頭換面，成為了名演員，當她向經紀人表達感謝時，那段往事早已如鏡花水月，而非恐怖的夢魘了。
未麻成為演員後，真的義無反顧地踏入真實，時刻把握自己的境遇了嗎？她真的脫離她所畏懼的權力結構了嗎？並沒有。演員前輩的表現無聲地言說著演員的身份困境：她在臺上臺下判若兩人，這是演員所追求的，與其融合兩個不同的人格，不如讓分裂的自我在體內共存，只需戴上面具，就能充當任何人，唯有那張對著和世界微笑的面孔，可以自稱是真實的。人們熱衷於討論結尾的未麻究竟是何人，這種討論毫無必要，那句自語的意義十分明白：那張面孔是唯一的身份標識，通過向演員的轉型，未麻確實殺死了自我，她自願投入了新的表象危機。於是她用更加謹小慎微的姿態取悅眾人，主動呈現變幻莫測的形象，她樂於充當觀眾的他者和眾人欲望的對象；告別天真附庸身份的她，主動在凝視中搔首弄姿，在公共話語中隨波逐流。而這一切主動為之，同時又是最為被動的，是主體性的自我閹割。
上文我從未麻的意識結構演變角度簡析了劇情演進，然而如果僅以此分析影片，結果必然是差強人意的，因為今敏根本無意於敘述一個可用理論分析的隱喻寓言，相反，影片更多地關註內在體驗的表述、氛圍的營造和視角的變幻，其中孕生出無數可能性，這些細微的難以言表的經驗敘寫才是影片的重心。影片是全然開放的，當觀者試圖通過邏輯推斷在畫面間構築同一秩序時，我們便參與到交互的遊戲之中。凝視偶像的粉絲不知不覺間被激情洗腦，被偶像的幽靈憑依，而他們本以為能夠作壁上觀——凝視者也正被凝視，屏幕前的你我又何嘗不是呢？回到開頭，我們統籌地覺察的真相，歸根結底局限於未麻經驗的事實；自以為是的客觀凝視，知悉的不過是監督剪切的視角；我們驚嘆於事件的裂縫，故事的人物永遠不自知，可我們不是也耽於自己的幻想，憑著自己所願拼湊事實嗎？我仿佛能看到幕後人的竊笑：我們是否生活在同樣的世界裏呢？
影片真正表述的或許是這一點：凝視構築了客觀性，結構本身塑造了真理，這是一種無處不在的結構，是權力結構，也是後現代的結構。不論是被凝視者還是凝視者都在同一個無所不包的結構中被形塑，被迷惑，被宰制，而這種結構本身由忽略內在的外延關系，或者說面具，形成。自由馳騁的後現代反而是不自由的，我們過分依賴於既有結構，構建了名為日常的空中樓閣，真與假不再又分別，兩者只是在外在權力運作中區隔，這種運作泯滅了內在性，但人們卻自以為能客觀地、無動於衷地審視他人的內在體驗。這讓我不由想起了《阿凡達》的結尾，「善良的人們」化身阿凡達留在外星，可以說這是對人的篩選、凈化、重塑，也可以說「阿凡達」這個面具重新定義了有資格留下的人之「善良」這一概念。當內在性變得無關緊要，超越性的權力秩序也顯露出如內在般微觀、混沌的樣態。去中心化的舞臺使明爭暗鬥幾近溢出，每個人都可參加互聯網的假面舞會，這裏沒有隱私，沒有代價，只有凝視的人與被凝視的對象(凝視者亦被凝視)；虛構的化身身份取代其背後有血有肉的人，在這個無序競爭的場域中唯余種種符號秩序和無數非真非假的擬象。
我們確實在現實中看見了本不應看見的裂縫，連續融貫的絲緞被斷裂、離散、粗糙的沙礫覆蓋。公共話語將人沖向後現代的遊樂場，帶面具的舞者在此嬉戲，理性在此接受試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