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者、適者、他者
演講首先提出應然與實然的二分，以倫理傾向化解理論本身解釋性不足的矛盾，即賦予社會達爾文主義以「反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目的論內核，避開了對理論本身解釋效度的討論。如果將視角還原到理論本身，摒棄人類社會必然高於自然界這一信念，則我們勢必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幾乎完美地解釋自然進化的達爾文理論，為何在運用於人類社會中時顯得如此無力呢？原因並非理論本身的謬誤，而是「強」與「適應」的概念之辯，這在演講中也有提及，但分析略顯單薄。事實上，如果辨明概念，社會達爾文主義足以解釋社會，畢竟社會本就是關於競爭、秩序、壓迫與反抗的。
討論自然演化時，我們無需區別強者與適者，因為「強」與「適應」都是對於作為群體的「物種」而言的：在大滅絕中幸存的蟑螂這一物種強於恐龍這一物種，這樣說並不違和。然而，後基督時代日常話語中的「強」與「適應」卻分別指涉尼采式的個人強力與基督徒式的社會價值適應，兩者不再能被輕易混同。由這兩個概念展開，可以得到兩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前者是個體力量的伸張。當個人鼓吹權力意誌的爆發、欲望的放縱、征服而非被征服時，眾人開始恐慌，就像看見一個膜拜撒旦的異教徒。於是他們用弱者的倫理、社會的道德公約、命定的秩序抨擊他，詆毀他，擊潰他。常識理所應當地認為強者應倒在弱者集體的鐵騎之下，而他要用叢林法則為自己辯護，聲明自己作為強者的合法性，然而這種聲明最終成為悲劇落幕時掙紮的嚎叫。
後者可稱為「真正的」社會達爾文主義，它是一個集體對另一個集體、一個階級對另一個階級壓迫的合理化。這種壓迫往往不以達爾文主義的面目示人，因為它披上了人道主義的層層偽裝，它的目的不是野蠻地消除異己者，而是通過潛移默化的規訓和沈默而用心險惡的監禁隔離將異常納入到統籌秩序中：正如工人沒有被淘汰而是在資產階級的精細管控下為他們創造價值，這是一種適應、一種生存嗎？不，這是主體性之死，工人在權力生產的認識過程中被客體化為他者，在分裂剝離中喪失了集結統一的自我力量，緊接著，秩序便可毫不掩飾地展現對他者的殘暴。而主體也必然地要求以確立他者來確定其自身。
從這個角度看，基督難道不夠社會達爾文嗎？或者說社會達爾文難道不夠基督嗎？兩種的敘事如此相似，弱者的倫理恰是看似與強者相關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怯懦的詭計難道不奠基於張揚的理論？卑微的信仰難道不是源於細枝末節的威脅恫嚇？排山倒海的權力運作難道不能以謹小慎微的形式嚴密地實施？秩序，上帝的秩序或加爾文的秩序，達爾文的秩序或泰勒的秩序，利維坦的秩序或社會契約的秩序，都深沈且密不示人地表達著對他者的拒斥、排擠、貶抑、戕害。
演講的結尾將擺脫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希望寄托在人類文明活動和智性經驗之上。諸如藝術、音樂、哲學之類純粹的智性活動總是給人以超越的希冀，可它們真的能懸浮於純凈的高空，脫離權力和秩序的染指嗎？或者說當人切身地從事這項活動，將其納入社會經濟循環時，它還能夠保持純粹嗎？顯然不。這種活動也被置於權力的掌心，資本在其內部蛀出縱橫交錯的空洞，只是遙遠的距離使那駭人的醜陋圖景失真，使內部的空虛隱而不現。荷爾德林、奈瓦爾、尼采、梵·高、魯塞爾、阿爾托的瘋癲之名足以說明一切。過去工廠中的秩序、如今變成學校和職場的秩序，將來也可能向眾人展示它在藝術中的支配樣貌；如果足夠坦誠，我們可以將社會中占主導地位的那些秩序全部稱為社會達爾文的秩序。它是一個陷阱，因為它只對他者展示暴虐，而我們看不到他者(即使我們自身成為他者)，所以我們不承認自己的勝利基於對他者(直接或間接)的掠奪。在這一意義上，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了理性揭示，同時是瘋癲的理性揭示。
顯然，上述兩種「社會達爾文主義」具有完全不同的含義，事實上，它們針鋒相對。前者是個人特異性的不屈彰顯，後者是集體對個體的同質化、秩序化壓制；不論作為個人力量聲張的合理化，還是作為對秩序之真相的揭露，社會達爾文主義似乎總與反抗有關。然而，當今網絡中流行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既不是個人突如其來的無畏激情，也不是社會精英精打細算的隱蔽計謀。它不涉及高尚，也不涉及卑鄙，而只涉及平庸。頻繁引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不是想利用陰謀操縱他人的人，而是一般情境中的敗者、自以為通達的成功學專家。他妄想顛倒秩序，成為食物鏈頂端的強者，卻又將現存秩序作為自己失敗的借口，用成功理論使自己的失敗主義合理化。他看不到強者頭上的達摩克利特之劍，並將「強者」與「適者」混同，正是這一糾結和概念混淆使社會達爾文主義表現出解釋力的貧弱。這類話語總是自相矛盾卻又充滿獨斷論意味，因為他看似理性的推理根本就源於不可理喻的譫妄。只有當社會達爾文主義脫離這種庸俗的成功學解讀，它才能成為秩序、不公、暴政的果斷、冷靜而殘忍的揭示。
對於社會達爾文的秩序，我們無能為力，而只能在局部用道德調解它(但道德歸根結底也是同一種秩序)。我們應該，也只能感到慶幸，因為我們至少生活在一種平衡之中。社會達爾文主義根植於差異之中，只要存在差異，就必然存在權力無休止的運作，就會存在對人的形塑，就會存在優良品的持續運作和不良品的銷毀，由此產生秩序，產生隔離，產生他者之死與適者生存。我們不得不沈湎於平衡的安逸一刻，因為相比差異的永恒較量、不公的永恒沖突、權力的永恒流動，我們更應警惕其反面——對差異的永恒消失、對抗的永恒靜默、直至永遠的平等和同一的追求(如文革)。一切趨於一致，秩序、蠻橫的秩序不復存在之時，也是主體與他者同時消弭之時；而「只有唯一的一個人存活下來」時，費雪意義的資本競爭才會停止，「和諧」才會實現。
最終我想鼓吹前一種「社會達爾文主義」，更準確地說應當是「反社會達爾文主義」。我也想用目的論說明它的合理性：它使你清醒地意識到自身的力量與無力，得以一瞥秩序之外的天地，並向弱者的倫理反抗。保持你的異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