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目的寫作
我決定寫些什麽，但不為什麽而寫。寫什麽？這個問題和「怎麽辦」一樣，總是帶著祈求的失落語氣，同時又暗示著某種希望和反抗力量的勃發的。
簡而言之，我要寫的正是「怎麽辦」這個問題的答案。當然是出了問題，陷入了死局，才會去思考破局的辦法，意圖衝撞出逃離的路徑。這些問題，平時自然不會困擾我，因為日常填滿一切的無聊事件甚至不會給我留下憂慮的時間。而就在這考試期間，我無可奈何地脫軌了，再也不能對這些壓在我生命之上的重負視而不見。這或許是必然。
首要的矛盾是學校與自由。「高中不是一種生活」，可高中也確實是一種生活，高中所代表的這種不自由，早已滲透入生活的各個角落，甚至生活本身就是在不自由的學校之背景下展開的，它分散化的任務和精細化的管制將學生每一刻的生命吸入其中，榨取其每一滴價值。我應該反抗、控訴或至少斥罵嗎？這裡的問題在於：未來的自由奠基於現在的不自由，理智的人心知肚明，孤注一擲的革命終究是飛蛾撲火，反而葬送未來的可能。學校的要挾是不可戰勝的，原因無他，只是因為我在此。然而，若是問心無愧，反抗的道路也未嘗不可，決定性因素仍是自我懷疑的迷茫。有能者自然能在真正的學習之餘對應試游刃有餘，無能者因其糾結而一事無成。不錯，我就是那無能者，如果脫離深惡痛絕的學校，我也不見得能自決獨立，或許只會更早地沉淪。我想改變，但無比艱難，因為我不知何時失去了專注的能力，學會了藉口和拖延。
一個不能適應學校，也不能適應可能的去學校化生活的人，其對現實的批判是動機不純的，不論是酸葡萄心理還是僥倖心理，他的反抗激情短暫無法持續，更是可悲的。儘管他審判做題的無意義，但不會做題確實也審判了他的懶惰、愚蠢和自以為是、底氣不足。他幻想制度的失敗為個人失敗的藉口，然而他的失敗，根本就只是出自個人的緣故。可無論如何，當我在學校聽到「學習」一詞(不論其指涉自習、刷題、上課、背書)，總有一種噁心在我心中升起，不可遏止。這究竟來源於一種過時的理想主義和正義感，還是再一次出於卑劣的個人立場？我沒有辦法分辨，因為既無人認同，亦無人辯駁。這裡或許涉及一個悖論，即自我認同竟需要建立在他人的明確表態之上，否則便難以獲得哪怕一絲對自我的確切認識，遑論確定自身應前往的方向。而如今的我恰恰面臨不被理解、缺乏交流的尷尬境地，因而我無法在自我封閉的困局中邁出步伐，只是頹廢著，每日沉默地上課，沉默地聽著教室里的雜音，沉默地看書並為更多來不及看的書感到些許恐慌。
如果統計我平均每天發出的音節的數量，其數值或許少得驚人，那麼問題來了，持續地不說話，語言功能是否會退化以至於說不出話呢？抑或思想在大腦中經歷足夠長時間的打磨拋光，最終會以更完滿的形態在適當(也可能不適當)的場合流溢而出呢？答案大概是前者，我已經感受到日常語言對我的厭棄了。我並不是能在沉默中學習(我指真正的學習)的人，表述的封存意味著學習的低效、思維的速朽，更重要的是自我否定一刻不停地在心中肆虐。就表現而言，我無疑是那種心理抗壓能力最強的人，因為我看起來什麼都不在乎，但「什麼都不在乎」這一事實其實也是我以自欺構築來蒙蔽自我(順便蒙蔽他人)的。我內心的矛盾也許快要達到承受的閾值，可當我寫到這裡，我又懷疑自己是否真有痛苦，而非無病呻吟矯揉造作，我怎麼知道，平日裡笑盈盈的人，內心是否埋藏著更大的傷疤？很奇怪，表現出脆弱的人往往獲得悉心關懷，默默承受更大痛楚的人只能獨自面對，內在標準與外在標準的戲劇性衝突，又一次橫亙在生存困境的中央。(當我笑時，我真的快樂嗎？當我哭時，我真的痛苦嗎？前者是貪得無厭，後者是冷酷無情。)
所以我不求救，自以為應當得救是十足可笑的。我決定放任自己癲狂。放縱自己的欲望、無意義的舉止、不掩飾對他人的惡意、放棄所謂的原則——這類宣言是無用的，如果癲狂也要被束縛在形式框架之下，那麽自吹自擂的差異強力也就化為泡影了。在學校中，瘋癲的人或許意指那些對成績無所謂，甚至無緣無故且若無其事地交白卷的人。(一定是這種人，而絕非試圖不顧一切作弊的人，那種人不過平庸得非凡。)我不能做到對成績毫不在意，但我不承認它對我有任何意義，在這種矛盾下，我成了「看清生活真相」後厭惡它的人，某種意義上也是最為功利的人，因為我的「學習」完全是在監視、管控、威脅、逼迫下推進的，而其他人或多或少抱著對成績本真的信仰；或迷信；或某種享樂欲求。面臨接下來的考試，我不能產生一點緊張之感，但我為這種緊張感的不復存在感到驚慌。在考試開始前我就能猜到結果，甚至猜到成績揭曉前我內心無法遏制的妄想，以及妄想轟然崩塌的那一刻的百感交集。「這太做作了」，對此我只能這樣評價。可我無法制止妄想的兵團沖破理智的防線，因為它們本不應如此——妄想的軍隊是一支烏合之眾，理性本應抓住它們的非現實性將其一擊斃命。事實恰恰相反，我只能將這一結果理解為特殊境遇下的超自然現象。而人不能與超自然抗爭。
這次考試有些許不同，因為我在上次月考後被鼓勵，更準確地說，被要挾了——最後通牒已向我下達。我為一種教師話語的形成不寒而栗，它來自無數次「教學實踐」的經驗，吸收了無數控制人心的精細技巧；它在恐懼的內核上裹了無數層糖衣，甚至能在笑談中完成它的威懾。這種威懾後勁十足，它的力量與直接的重壓不同，而是如細針般嚴密地把控每一處脆弱的神經——它表達著自我規訓的要求。這對我來說是一種反諷，考試是無意義的，教師對我是無權威的，但這種虛無的話語卻真實地令我害怕，壓倒性的話語權力以漂浮能指的形式向我實施。虛無幹涉現實，那麽就無可逃避了。當她說「好學生」時，她實際在意指她自己對「好學生」的要求，但在話語交流之中，這一要求被我自身對「好學生」的需求替代。
這種替代瞬間反轉了責任與義務，而在其中起決定作用的只是單純的語用技巧：她意圖指涉的那種對「好學生」的需求並不存在(對她而言或對我而言)，至少不在當下存在，那麽她的話語就指向過去，指向甘願當「好學生」的那個前反思的我，而非如今選擇當「差生」的我；她的目的是復活我的懦弱和偽善，但那種性格早已消失在時間的裂隙中。於是威脅話語失控、越界了，最終它成為思維的催化劑，特別是它誘使我在考場上思考與考試無關的事：憑什麽「好學生」優於「差生」？憑什麽服從優於逆反？憑什麽馴服是善？憑什麽自知之明是美德？憑什麽放縱被約束在道德規定的時間表中，而怯懦順從被秩序青睞？它誘使我踏入陷阱。這時我才能察覺到威脅本身的真正目的：它由考差產生，也由考差完成，所以它在誘使我完成它的自我完成，補全威脅中沒有言明的殘缺部分，即威脅成立之後的措施。但這未言明的措施可能永不會發生，那將留下一個醜陋的缺口，這種離奇的殘缺、斷裂、剝離同樣散發著不可抗拒的魅惑力。如果它有一個缺口，那麽它或許能縫合在我生命的裂縫上。
思考總是毫無結果，可能因為最初思想對象的不切實際，也可能因為匆匆到來的戛然而止。最終思維結束在一個念頭：「我還活著」。這相當不合邏輯，或者是一句合邏輯的廢話。它是一種笛卡爾式的自我確證，也是「回歸生活世界」的驚醒，如果它確實說了什麽，那麽它意味著「我想活著」，而此前的思考令我感受到孤獨、尷尬、疼痛、無助、痙攣、無地自容的死的威脅，這是一種逼仄瑣碎又不言而喻的死之體驗。這種體驗令我厭煩。可這到底是一句庸常的話，適用於一切境地、一切場合，它不會道出關於我的任何事，僅僅暗示我悲慘的不自由的現狀。一句話本身是無意義的，但「說出這句話」這件事卻值得玩味，它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心靈的匱乏，就像我在筆記本上寫的車軲轆話也毫無意義，卻多少排解了某一刻的憂郁。然而這些話不會有讀者，連我自己都不願浪費時間重讀這些意義不明的文字(當我將它打成電子稿，意義會產生嗎？會有讀者嗎？我不應該奢望。)它說明什麽呢？我的手臂和手腕的規律性抽動構成了這些符號的物質或實踐基礎，我可以說它們是我淩亂思想的反映或無意識的投射。如果就這樣寫下去，我可以寫滿一整本，可它們真的有任何目的性嗎？存在必然的應該開始寫和應該結束的理由嗎？在寫作前沒有預兆。
當我在寫作中討論寫作的意圖時，情況變得有些微妙。我似乎站在自我指涉的悖論中心，在文字裡外進出、遊走，自由散漫又帶著探究的決意。書寫本身是不可討論的，因為對它的討論本身也是書寫，元書寫的念想在無窮遞降或無窮上升中必然成為悖論。當我們試圖從外部凝視這一整體，或被這一整體凝視時，又會感到十分奇妙。事實是我們不可能走到外部，但我們設想了整體的幻相，這種幻相令人著迷，或許是因為根植於人類意識的僭越意誌的指引。這極致的智性追求與不為瓦全的癲狂交織，在增殖爆裂的意念中釋放攝人心魄的驚人力量。
有趣的是，我從最初的生活困境逐步轉到了某種形而上探討(至少自認為是形而上探討)，從生存論的疑慮過渡到了超越論的探求。然而思維到這裡已遇瓶頸，個人難以思想超越。原始人以族群思考圖騰、強力與神；人用語言構築本體論世界和神聖空間，用詞割裂這原初的場域；詞取代物，成為萬有的秩序。人們在交流中探尋超越者的蹤跡，而我無法交流，我在人群中窒息，就像魚在流水中溺亡。我時常覺得身邊的人是庸俗的，換句話說，我是庸俗的；他人不能理解我，換句話說，我封閉自我不讓他人理解。我不相信願意聽我的胡話的人的存在，願意給我貼上魔怔標簽然後一笑了之的人卻不在少數；我更不相信自己能向他人訴說我的想法，因為我甚至不能確定自己有能稱之為思想的東西而非只是一具空殼。人們熱衷於證明他人不是哲學僵屍，可誰能證明自己不是？(顯然我偷換了概念，思想和意識不是一回事，不過也無所謂。)
無論如何，表面上學校是我最大的困境，實際上與他人交往才是最大的困境；對學校的厭惡可能只是來源於對他人的厭惡。這是無法醫治的癥狀，我會一直生活在其籠罩之下：一旦身處某種倫理學背景中，我的反社會傾向就會激起起伏湧動的惡心；一旦孤身一人，又會陷入自我厭惡的糾結泥沼。對於考試的厭惡綜合了兩者，所有人身處同一場所，卻又相互隔離(這是滑稽的景觀)，既會催生對身邊眾人的厭惡，又會滋養內心的自我否定。(被我可悲完了。)所以當考試結束時，我會陷入前所未有的沉靜思慮，同時也進入前所未有的怪誕狀態，就像伴隨某種劇烈沖擊或激劇快感而來的長久空虛感。這是異樣的，因為它似乎揭示了一種受虐癖，厭惡考試卻又為結束鈴打響的那一瞬間心跳不止，欲罷不能。
考試結束，然後學生自由地從考場中湧出，爆發出激烈的感情，或狂喜或悲憤。這種真情流露自我眼中顯得虛假，好像那些驕傲的高呼或扼腕嘆息都是一出鬧劇的表演效果。考試結束的那一刻才是正劇拉開帷幕的那一刻，漫長沉寂的等待被這一刻的歡騰沖散，他們將長時間靜默的體驗丟入忘川；浮誇的表情、突轉的言語和過激的舉止，這一刻被打造成具有象征意義的盛大儀式。這種強烈感情在我看來及其不現實：如果認真專註地考了，那麽只應疲倦；如果沒有認真考，那麽只會表現得雲淡風輕。那種戲劇性的表演使我覺得他們考試不是為了成績本身(當然我也不是，但他們顯然與我不同)，而是為了在交流中占據話語權，成為矚目的中心——他們享受成績揭曉時刻展現水平、或表現反差，從而媚俗、同時自媚的那一刻。
某校領導說得不錯：「好學生用成績證明自己」。太對了，一個無矛盾且完備的量化指標足以生產自我認同與社群認同。不僅如此，它還能有效地拓展學校場域中的生存空間，鞏固交流者的主體性：一切建立起合理反饋循環的「好學生」，以及在這一循環中爭取成為「好學生」的人都是同類。(「好學生」的身份不重要，追逐「好學生」的實際舉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對「好學生」之標準的認可，這種認可成為學生進入公共論域的通行證。)他們都能在一種正統語言中討論題目，比較成績，甚至在同一種語言中吐槽學校(這種語言本身被學校塑造)，就像牲口抱怨柵欄的破敗或看門犬的兇殘——並且他們確實為柵欄的翻修和看門犬的更換而歡呼雀躍——這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內在逾越成為精細管控的增益。他們在同一種語言中生產著身份認同，直到一切化為常規。
而我無法融入的癥結自然顯現：語言不通。因此交流對我有如戲言，所謂平等交流背後的權力機制早已向我展露，不馴服於這套語言的隱性規則，就是孤城自守，唯有坐等彈盡糧絕、繳械投降。必要性顯而易見，充分性未必，殘酷性是其本質。這之中沒有對錯，一種語言決定它的成功者和失敗者，僅此而已。或許不久之後一種鼓吹沉默，冷漠無情，更為不堪的語言會取代如今喧鬧的再現式語言；這也許不會帶來太大變化，因為我在如今的熱鬧中已看到了足夠的冷酷。正統語言、籃球的語言、足球的語言、遊戲的語言、嚴肅的語言或嬉笑怒罵的語言，不幸地，我一概不知。懂得多種語言的人在各種場合遊刃有余，而我沒有興趣學任何一種；別人迫使我學的，我總不願學。相比一種啟示性語言被嘲笑聲掩蓋，我的沉默反而被賦予過多期待因而更有分量。似乎到了無路可退的境地了：曾經被寄予厚望的交流，就如曾經被寄予厚望的理性，已被丟入廢紙簍。交流的代價大於孤獨的代價，成功的代價大於失敗的代價；我選擇失敗，因為我偏愛桀驁的失敗，勝過馴順的成功，這是一個借口。
已經到這個時候了。接下來是最後一場考試，我的沉思要到此為止了，考試後的日常不會留給我思考的閑暇。可我不知道如何給我的寫作畫上句號，它實在是太零散、隨心所欲了；無目的寫作沒有開始的理由，更沒有結束的理由，它唯一的可能就是像銜尾蛇一樣，「形成完美的圈」。回到開頭的問題，「我要寫什麽」變成了「我寫了什麽」，這似乎是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可以說這是一段思維歷程的記錄，但更準確地說，它是一次庭審，先審判自己(猜猜我省略了什麽)，然後審判他人(兩者沒有區別，審判他人等同於審判自己)，它不會有一個華麗而振奮人心皆大歡喜的結局，因為它是滋養更多懷疑的沃土，而懷疑本身足以定罪。我並不想辯護、脫罪，因為不論如何，考前的威脅等待我助它自我完成；我很想看看這一完成究竟如何顯現，是真的履行(盡管它沒有言明如何履行)，還是保持它的殘缺？兩邊都是耐人尋味的答復。
(後續：威脅沒有應驗，或者它本要以它的沉默應驗於我的沉默，但我選擇不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