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局外人》之演講的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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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意味著自我意識遲來的生命，荒誕在此不經意地顯露形跡，展露一切偶然、對立、分離、不可名狀的細節。

這次的演講的題目是評價默爾索面對母親死訊的態度。講得比較荒謬，很明顯演講者沒有理解本書的內涵，且刻意追求特立獨行，演講中含有不少自以為是的「反主流、反常規」的誤讀。首先是相當明顯的兩個錯誤：

  • 演講者認為倫理道德即是社會規訓，這是對「規訓」一詞的濫用。他顯然對福柯一無所知。福柯所說的規訓，指的是一種現代權力的實施技術，具體來說是通過細緻入微的監視和紀律手段來控制人的外在行為。單純的倫理道德作為自下而上形成的社會習慣而言，從來都不是一種權力技術，只是偶爾被用於證成某種權力技術的合法性。籠統地把「道德」與「規訓」連用，反而會忽視更真實更具體的因素。演講者稱默爾索是擺脫道德束縛的英雄，同時呼籲人們發起「對道德規訓的反戈」。這又是源自對規訓理解的不充分，任何人生來就受到權力的形塑，默爾索也不例外，讀報、看戲、交友這些行為正表明他對這套道德秩序的高度參與，我沒有看出哪裡有反抗規訓的意味。如果說默爾索的確與旁人不同，那麼他的差異僅僅在於不屑於將符合規範的道德情感付諸表達。儘管結尾處面對神父的反抗姿態足以賦予他一種英雄形象，這種反抗與其說是針對道德，不如說是針對真實與表象相割裂的世界的荒誕性。熟悉加繆的讀者能猜出這裡的用意：問題在於道德規範先於道德情感，道德的外在表現先於道德的實質——加繆希望將割裂的道德觀引回最初的真誠，而演講者的觀點似乎與之背道而馳。

  • 演講者稱「默爾索要遠離這個荒誕的世界」，這是源於簡單思維：一切不盡人意的都需要遠離，都可以遠離。加繆從來沒有這樣說，相反，他發現了荒謬與幸福的辯證關係，「荒謬與幸福是同一片土地的兩個孩子」，幸福是荒謬之中的幸福。演講者對荒謬的理解很是膚淺，他只看到表面秩序的不合理性，卻看不到支配人類生存境況的深層荒謬，那是世界背景的違和、人類無法擺脫的超驗困境，不是個人或社會通過審視、反思、改革就能根除的。然而，倘若失去了這層眼前的障壁，世界澄明無蔽，機關算盡的理性大行其道，人又有何自由、幸福可言？默爾索從來不想遠離這個世界，而是在看清世界之後進一步投入對世界的激情之中。像西西佛斯一樣高傲地生活在荒誕之中，這是加繆所讚賞的英雄主義。

整個演講基於上述兩個謬誤觀點，對作品的內涵多有曲解。演講者認為默爾索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對道德的挑戰，而荒誕的秩序給他判了死刑。秩序是荒誕的，這固然不錯，但他全程將默爾索作為一個單純的異類，那麽默爾索這個人物就失去了（加繆特意用含混的寫法構築的）普遍性，他的行為動機就是莫名其妙的，基於默爾索的經歷所表達的對社會的批判就喪失了力度。一句話，他將默爾索貶抑為一個虛無主義者或哲學僵屍，從而抹消了《局外人》的社會和歷史批判價值。

默爾索反抗的不是道德，而是通過對「道德已死」的揭露反抗偽道德秩序，他的可貴不在於所謂突破道德的麻木舉動，而在於面臨死亡末路時迸發的生命力量。我更願意把默爾索看作一個同時代人的代表，他的行為、生活、情感、社會處境與他人無異，他們都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異化為冷漠的人，是彼此的陌路人。不同之處在於默爾索通透澄明、表裡如一，不用花言巧語掩飾，不用借口為自己辯護。默爾索表現出的麻木，也正是其他人的麻木，他們遵循掩飾內在空虛的儀式，在看似光鮮亮麗的外表背後掩藏著齷齪——在這裡，一個上流社會的人和一個小混混其實沒有分別，因此交友時不必選擇。死刑並非因為默爾索破壞了道德，而是因為他作為一面鏡子，反射出現代人假面具後的醜惡嘴臉，轟動了這個虛假的「君子國」的根基。加繆所批判的，正是虛偽的社會道德與只關注表象的法，這種批判繼承自卡夫卡，但更進一步——默爾索的生之呼喊動人心魄，吹開了漠然的烏雲籠罩，使人道主義的光芒再次照在大地上。

從不同的視角審視，會得到不同的闡釋。

如果將默爾索看作社會中的一個個體，一個時代精神的特征，從社會批判的角度去揭示，得出的是對社會現實的揭露；如果從人的本身視察，以現象學視角回歸事物本身，那麽得到的就是對人類靈魂的解剖報告。

我似乎被演講者誘導而在社會層面淺嘗輒止，忽略了另一個核心，即對個體意識的探討。曾看到有人說《局外人》的主題就是對一句話的反駁：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句話是現代實證主義背景下對人的行為表象與深層心靈的混同，將人簡化為平面社會結構中的固定節點，被不可抗力推動運行，社會人的概念應運而生。事實並非如此，人的內在遠比表象複雜遼闊，也遠比行為表現虛偽。在戈夫曼的擬劇論舞臺上，人們正在表演，他們知道自己在表演，但仍依賴外在秩序構築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

內在和外表的割裂使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的怪異，也時刻面對人格解離的風險。而默爾索是一個不需要依賴秩序就能維持自我的異類，與其說他拒斥外在秩序，不如說他將秩序納入內在。相應地，自我意識被抽離，這是笛卡爾式我思主體的剝離，以一種詭秘的形態漂浮在身體之外凝視和規範自我行為，結果是哲學僵屍的形成。當意識與身體割裂時，默爾索真正地成為了行為主義式的主體，他被剝奪了情緒的感知，因為情緒被轉移至冷漠而無動於衷的凝視目光前，充當一種理性分析的對象。

如果說默爾索一直以精神分裂的絕對真實和絕對合理生活，那麽他的主體性最終在審判的刺激下回歸了統合，這是死的逼迫，向死而生之時，正是人性崛起之時，是統攝性的主體意識回歸之時——一個與眾人不可通約的極端，病態的精神分裂者，在最後回歸了常態的懷抱。多麽矛盾，死亡意味著自我意識遲來的生命，荒誕在此不經意地顯露形跡，展露一切偶然、對立、分離、不可名狀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