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局外人》之演講的評價
這次的演講是評價默爾索面對母親死訊的態度。講得相當荒謬，很明顯演講者沒有理解本書的內涵，且刻意追求特立獨行，演講中充斥著自以為是的「反主流、反常規」的誤讀。首先是相當明顯的兩個錯誤：
演講者認為倫理道德是社會規訓，這是對「規訓」這個詞的濫用。演講者顯然對福柯一無所知，福柯所說的規訓，是指權力策略的實施技術。不論是古典社會的暴力控制還是現代社會的紀律主導，單純的倫理道德從來都不是一種權力技術，只有當道德固化成為社會規範時它才可以稱為規訓。
演講者將道德視作規訓，並將規訓視作「惡」的，從而將矛頭對準道德，稱默爾索是擺脫道德束縛的英雄，同時呼籲人們發起對社會規訓的反戈。這又是源自對規訓理解的不充分，任何人自出生起就受到權力的形塑，不可能脫離規訓，默爾索也不例外，他讀報、看戲、交友等行為都表明他切實地身處於現代社會的秩序之中，他的差異僅僅在於沒有符合規範的道德表現形式。
不論福柯，單從加繆的角度看，演講者對道德的一通批評就是足夠荒唐的了，可以看出他對加繆同樣一無所知。一個說出「保衛正義之前先保衛自己的母親」的人，有可能批評真正的道德嗎？恰恰相反，加繆正是要將虛偽腐敗的社會引回道德的正規，而演講者的觀點完全與之背道而馳。演講者稱「默爾索要遠離這個荒誕的世界」，這是源於簡單思維：一切不盡人意的都需要遠離，都可以遠離。加繆從來沒有這樣說，相反，他發現了荒謬與幸福的辯證關系，「荒謬與幸福是同一片土地的兩個孩子」，幸福是荒謬之中的幸福。演講者對荒謬的理解完全是膚淺的，他只看到表面秩序的不合理性，卻看不到支配人類生存境況的深層荒謬，那是世界背景的違和、人類無法擺脫的超越存在，不是個人或社會通過審視、反思、改革就能根除的。然而倘若失去了這層眼前的障壁，世界澄明無蔽，機關算盡的理性大行其道，人又有何自由、幸福可言？默爾索從來不想遠離這個世界，而是在看清世界之後進一步投入對世界的激情之中，他是西西弗斯式的生活在荒誕中的人，豈是演講者所說的避世、消極的庸人？
整個演講基於上述兩個謬誤論點，對作品的內涵肆意曲解。演講者認為默爾索的可貴之處在於他對道德的挑戰，而荒誕的秩序給他判了死刑。秩序是荒誕的，這固然不錯，但他全程將默爾索作為一個單純的異類，那麽默爾索這個人物就失去了(加繆特意用含混的寫法構築的)普遍性，他的行為動機就是莫名其妙的，基於默爾索的經歷表達的對社會的批判就喪失了力度。一句話，他將默爾索貶抑為一個虛無主義者或哲學僵屍，從而抹消了《局外人》的社會和歷史批判價值。
默爾索反抗的不是道德，而是通過對「道德已死」的揭露反抗偽道德秩序，他的可貴不在於所謂突破道德的麻木舉動，而在於面臨死亡末路時迸發的生之力量。我更願意把默爾索看作一個同時代人的代表，他的行為、生活、情感、社會處境與他人無異，他們都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被異化的冷漠的人，是彼此的陌路人(將L’Étranger譯作陌路人其實更能體現社會批判性)。不同之處在於默爾索通透澄明、表裏如一，不用花言巧語掩飾，不用借口為自己辯護。默爾索表現出的麻木，也正是其他人的麻木，他們遵循掩飾內在空虛的儀式，在看似光鮮亮麗的社會背後掩藏著齷齪——在這裏，一個上流社會的人和一個小混混沒有區別，因此交友時不必選擇。死刑並非因為默爾索破壞了道德，而是因為他作為一面鏡子，反射出現代人假面具後的醜惡嘴臉，轟動了這個虛假的「君子國」的根基。加繆所批判的，正是虛偽的社會道德，這種批判繼承自卡夫卡，但更進一步——默爾索的生之呼喊動人心魄，吹開了漠然的烏雲籠罩，使人道主義的光芒再次照在大地上。
演講者徹底忽視了作品的創作背景、社會影響和時代價值，只是以庸俗淺薄的目光臆斷，折射出幼稚、狂妄、社會經驗的匱乏，最重要的是——反思和自省的缺失。
從不同的視角審視，會得到不同的闡釋。
如果將默爾索看作社會中的一個個體，一個時代精神的特征，從社會批判的角度去揭示，得出的是對社會現實的揭露；如果從人的本身視察，以現象學視角回歸事物本身，那麽得到的就是對人類靈魂的解剖報告。
我似乎被演講者誘導而在社會層面淺嘗輒止，忽略了真正核心的對個體意識的探討。曾看到有人說《局外人》的主題就是反駁一句話：人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這句話其實是行為主義、實證主義式的對人的表象與心靈的混同，將人簡化為社會結構的固定節點，被不可抗力推動運行，理性人的概念應運而生。事實並非如此，人的內在遠比表象復雜遼闊，也遠比行為表現虛偽。在戈夫曼的擬劇論舞臺上，社會人在表演，他們知道自己在表演，但仍依賴外在秩序構築自我意識和身份認同。
內在和外表的割裂使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的怪異，也時刻面對人格解離的風險。而默爾索是一個不需要依賴秩序就能維持自我的異類，與其說他拒斥外在秩序，不如說他將秩序納入內在，相應的，自我意識被抽離，這是笛卡爾式我思主體的剝離，以一種詭秘的形態漂浮在身體之外凝視和規範自我行為，結果是哲學僵屍的形成。當意識與身體割裂時，默爾索真正地成為了行為主義式的主體，他被剝奪了情緒的感知，因為情緒被轉移至冷漠而無動於衷的凝視目光前，作為理性分析對象的情緒就無所謂情緒了。
如果說默爾索一直以精神分裂的絕對真實和絕對合理生活，那麽他的主體性最終在審判的刺激下回歸了統合，這是死的逼迫，向死而生之時，正是人性崛起之時，是統攝性的主體意識回歸之時——一個與眾人不可通約的極端，病態的精神分裂者，在最後回歸了常態的懷抱。多麽矛盾，死亡意味著自我意識遲來的生命，荒誕在此不經意地顯露形跡，展露一切偶然、對立、分離、不可名狀的細節，或許這就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