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理解的自由

我的自由觀主要受到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康德的自由，即利益無涉地依照純粹理性之絕對律令行事的自由，二是薩特前期的個人主義自由，即一種追求本真，擺脫自欺，在自由選擇同時承擔責任的自由。兩者不論在思想背景上還是內涵上都大相徑庭，但也有共同點，它們強調的都是個人的自由，純粹理性和本真性，都是與外界關聯較少的個體化概念。關註個人的獨立性，或許這就是它們對我影響巨大的原因。

但兩種觀點都有其缺陷。康德將道德和自由賦予先天的理性，用虛設的目的王國排除了外在利益和他人的幹擾。在理想化的目的王國中，人遵循理性確立的絕對律令行事。一個人是自由的，僅僅因為他有理性；一個人是理性的，因而他可以自由自發地施行道德。這樣的理論，可謂簡潔明瞭，只可惜它在現實生活中並不那麼有效，畢竟這種理性更多地告訴我們不做什麼，而不是要求我們去做什麼。進一步說，這種理性究竟是怎樣的？甚至連這個問題都尚無明確的答案。自由最終被歸結到一個不可知的神秘主體，成為先天給定的預設，無疑有著非必然的神秘學傾向。

薩特說「人被判為自由的」，我們之所以是自由的，是因為我身上的那些特質都不能定義我，人除了意向性之外什麽都不是，作為主體的我什麽都不是，絕沒有一種固定不變的本質。自由就是自由選擇，在非此即彼的選擇中，人應當盡量避免自欺，儘可能本真地做出決定。薩特所說的自欺，歸根結底是他人和社會造成的，種族、階級、歷史、身份，皆是如此。他人即地獄，規避自欺的過程就是回歸本真的過程，也就是獲得自由的過程，如此一來，個人便與他人分隔，這種自由也變為個人主義大寫主體的自由。矛盾的是，自由選擇同時又依賴於特定的境遇，我們的一切行為都需要「事實性」，只有依靠具體的語境、意義、境遇，我們才能真正自由地做出選擇。問題在於，到哪裏是境遇，又從哪裏開始是自欺呢？這樣的區分似乎難以達成。薩特認為一切境遇下都有著同等的自由，無論戰爭或監禁，都不能阻礙個人本真的選擇。這樣的自由似乎走向抽象，好像身處牢獄之中與自如生活的自由沒有範圍和高下之分，頗有伊壁鳩魯式的苦中尋樂的意味。由這種自由引出的，就是狂熱的參與態度，可為了自由而選擇狂熱，是否又是一種自欺和不自由？

在這種自由之上，薩特繼續闡釋他的存在主義倫理學。人的選擇是自由的，但自由選擇又意味著承擔選擇所帶來的責任，不擔責任的選擇不是真正自由的。然而，責任分配進一步成為問題。真實情況中，從來都不是一個人做選擇，不同人分別做出自己的選擇，才最終達到結果，這樣達到的結果，其責任該如何分配呢？既然每個人都是自由的，那每個人都應該為結果負全責，可這是無比荒謬的，畢竟每個人只是在自己的境遇中受限地選擇。再則，責任是不可能定量化的，人在不確定的世界中做出決定，選擇不同選項將伴隨不同的責任，這之間要如何取捨？薩特說「聽從那些處於最深苦難之中的人」，這只是轉移矛盾罷了。

現代選擇理論將選擇形式化，得到了理性人的選擇行為模式，即一個人在某種境遇下完全依理性並帶著明確目的的選擇。我想確實可以把自由還原為選擇，自由其實就是人在某種境遇下具有帶著潛在目的，依照一定程度的理性評估做出選擇的權利。這樣的定義有兩點需要註意，一是目的性和理性，自由不代表隨機的胡亂行為，而一定是帶有目的論的實踐理性的，這是為了給那些刻意構造的悖論，如「選擇不自由」，畫上句號，既然自由是一定理性下做出的，那就應當符合常規邏輯，自由的限制首先是邏輯的限制；二是目的的潛在模糊性和理性的片面性，顯然我們不能將帶有目的的理性選擇完全等同於理性人的選擇，因為一則人的目的不可能那麽確切，二則期望與現實不可避免地存在偏差。而以上只是一個人選擇的情況。當參與者變成多人，選擇就會復雜許多，眾人互相影響，錯綜復雜，形式化理論給出了囚徒困境、納什均衡這類情況，現實往往是重復囚徒困境給出的復雜系統，遠不是可以預測的。在交錯的相互作用中，選擇必然成為受他人影響的動態狀況，這就將自由之概念潛在的偶然性和模糊性暴露出來了，它必然不是純粹個人、純粹理性的東西。問題是，自由是否應當跟隨選擇，接受交流和社會關系，明確地將其視為境遇而非自欺呢？

個人的自由轉向個人在社會之中的自由，並最終變成社會的「自由」，個人的選擇在社會交往中融合，成為社會的選擇。但社會這頭狂暴的猛獸，是否真的有足夠的理性能力行使正確的選擇呢？當個人選擇集結為社會選擇，社會導向就成了常人的沈淪，這時候自由也無所謂自由了。一旦牽扯社會整體的目的性，人的行為就變得與蟻群無異，整體的社會向某個方向自發地發展，形成歷史的潮流，這與具體的人的自由格格不入。任何一種自由理論首先關注個人，因為自由的意義，真正說來，就在於差異化的個人可以超脫於同一的歷史之外，甚至逆流回溯獨屬於己的本真。故而，自由首先是個體的自由，本就是具有排他性的，盡管人需要在他人影響和境遇下實現自由，個人的主體性是必須保持的，自由意味著本真性的保持。從積極的視角看，一定程度的交流所達成的相對自由才是合理的自由，他人即天堂。這樣的說法或許又落入到相對主義的悖論中了，可是別無選擇。

責任是另一個充滿內部矛盾的概念。責任往往被認為限制自由，因為看似是對責任的畏懼減少了選擇的範圍，但是人的選擇具有目的性，本來期望與結果就有差距，責任是不可避免的。相反如果人在選擇之後需要承擔責任，正說明了這個選擇是自己做出的而非他人引導的，因此，自由和責任在目的論上是同一的。「自由→擔責」的邏輯在個人的選擇中表意明確，但在復雜選擇造成單一結果時就變得令人困擾了。例如，一個學期結束，結果是學生考試成績差，顯然可能有兩方面的問題：學生學得不好、老師教得不好。兩者可能只居其一，也可能同時發生，但結果是獨一的。老師該負多少責任，學生該負多少責任？如果只是單純學生不想學，老師是否應該為學生負責？事實上，外人的追責是唯結果論的，學生因為沒考好而受家長和老師的責難，老師也會受校領導的職責，這種唯結果論導致責任的承擔者開始推卸責任，一方面出於僥幸心理，更重要的是確實他在沒有做錯事時也會被他人無理地問責。還是說責任本來就是子虛烏有的，本來就只有結果存在呢？在唯結果論的環境下，責任真的成為了自由的束縛，成為自欺和虛假他律的來源，但不將結果定為標準，只會引來無盡的推卸責任和道德的無約束。

上文的困境或許是由於未對責任之概念本身作進一步分析。結果只是責任的單個方面，事實上，責任應當分為內在與外在：內在責任即理性產生的道德要求，或者廣義地包括知識背景、性格、對事件結果的預測，甚至潛意識等內在的決策性因素，這些都應視作選擇前的約束，即自由的一種前定約束——這種區分顯然是受康德啟發，我將道德或義務作為自由的約束(邊界)，而非自由本身，所希望得到的正是一種更廣泛的自由，道德不足以絕對地規定自由，只能形成一種心理的約束(康德簡單地用理性決定做或不做，但在現實中，人們是冒著概率上的風險進行選擇)。外在的責任更接近於行為的實際結果，這種現實的後果實在地造成變化，並且其變化與行為前的預測必然存在落差，因而不能前定地約束自由選擇，但相比內在的心理責任，外在責任關乎現實的人之境況。例如，人自由選擇進入沙漠就可能面臨飢渴致死的後果，但這種選擇並不因其可能後果而前定地就是非理性或不道德的。上述兩種責任都約束著自由選擇，但在含義上截然不同，對理性人而言，前一種責任不可迴避，後一種責任卻可以儘可能避免。基於這樣的區分，「承擔責任」應當準確地表述為：在感受到內在責任的重負後承擔外在責任，換言之，直面真實，對自己的行為及後果保持自始至終的坦誠。這樣，我將自由建立在「真誠」之上，並或多或少整合了康德的「義務」和薩特的「責任」。然而，這充其量只是形式上的分析，遠不能解決現實矛盾，具體辨析不同約束對自由的影響時，絕不能一概而論，很可能又會回到多個體的複雜情境和現實-預期之間不可避免的落差之上。道德的義務與薩特所說的自欺，行為的動機與現實的後果，這些對象之間微妙的區別和對立，我尚不能深刻而完整地思考。

自由如此難以理解，或許是因為它面對不確定的未來，一切自由行為都對未來造成不確定的影響。如果從未來回頭看過去，那個確切的結果都是過去的選擇累積形成的，每一個選擇都會有必然性和明顯的合目的性。但，那樣也無所謂自由了。必然要在一無所知的當下面對偶然性和復雜，自由就是這樣的概念，它有著無數種定義和指標，與無數概念相互糾纏，形成一個網絡。但在這個混亂的網絡中，自由充其量只是概念中的一個，似乎沒必要賦予它過高的本質。這個概念網絡充滿化歸的路徑、某種程度上的同義反復和循環論證，實際上它們大多是人們日用而不知的。我們沒必要去尋找普適的標準，以期完全定義自由，也沒必要證明自己在任何時候都是自由的，接受自由模糊性的同時，我們必須保持追求自由的意誌。